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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集中湖南样本 　　在中央政府土地政策的基本框架和精神原则，预留空间内，地方结合实际自我创新、自我探索，现有矛盾有望得到更快、更平稳的化解。 　　 　　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载录的当年湖南农民运动的暴力场景，到最近的湖南吉首民众集体抗议所表现出的高度组织化和非暴力化，其中历经的种种社会变迁，或多或少，大概都可以从不同层面注释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个既存说法――“如果中国湖南的农村问题搞不好，就不能妄言搞好了中国的农村问题。” 　　回望过去，变革、回转、再变革甚至再回转，对于包括湖南在内的中国农村，都是十分熟悉的字眼。而30年的改革进程，且不论主管愿望如何，客观结果上，正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并且由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强化二元社会结构和城乡身份等级秩序的30年。 　　面对这种现实，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希望扭转局面、反哺农村的政策探索多年前已经开始。然而，以中国之大，中国各地农村局势之多元，都对政策之手提出了高于传统中央集权式政府所习惯的套路要求。 　　而对于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据记者的了解，相当部分的学者都认为：全会对今后农村政策给出的最珍贵的指导思路，在于它给各地留下了在中央大政方针之下的自主创新空间。 　　 　　土地与土地上的人 　　 　　湖南益阳是传统的农业大市，农业依然为这个地级市的多数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 　　随着近年来依照中央政府政策推进土地承包权自由流转、农业产业走规模化经营之路，益阳市逐渐涌现了各个数量级的农业大户。然而，在既有的控制粮食价格以及各种相关经济和政策条件下j即便是集中种植、规模经营，粮食种植仍然只是一个“饱肚子的活计”。 　　刘进良是益阳市赫山区牌口乡利兴村的农民。他参过军，当过村干部。2004年，乡里基本完成完善第二轮土地延包、给农民承包地发放确权证后，他开始了大规模转包土地、集中粮食种植的尝试。 　　刘进良说，他主要集中的是需要土地开发投入、转包成本较低的低产出田，因为这样农民愿意长期转包给他。历经数年，他投入了200多万元资金，第一年贷款加个人借钱100多万??部投进去，第二年的收入平衡投入，不计刘个人薪酬，大约有5万结余，那时他已经转包了1000亩土地。2007年，以将近3000亩的集中经营规模，选种湖南农科院袁隆平教授研发的一种最优良种，全年也才有二三十万的收益，摊到每亩地，平均盈利几十块钱。 　　 　　刘说，所有成本都在涨，尤其是化肥，但粮价怎么也上不去，今后再单纯扩大种植面积肯定不行了。他现在正和乡里协调，希望能够承包(并购)原来的乡粮站，把它改建成晒谷场和稻米加工厂，生产自有品牌的大米。 　　这个粮站在几年前改制时，已经承包给了别人。牌口乡乡长汤建翔说，乡里会尽全力帮忙，协调关系，尽快让刘拿到牌照，并希望刘将来建设的米加工企业能给乡里的百姓带来就业和致富机会。刘已经注册了一个“益阳市兴农粮食产销合作社”，刘是社长，并购原乡粮站时，他会以这个合作社为依托。他还准备好了注册商标――“进良米”和“兴百姓米”。 　　刘说，如果不是这几年的连续投入和乡县市的帮扶，他未必能够坚持下来。他的感觉更像是既然已经上了这条船，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当他发现继续扩大种粮仍然赚不了钱，就只能往产业加工的路子上走。他也遇到返乡农民或者又想自己种地的农民要田的情况，但整块田不可能再分出去，他往往就是给农民加地租(转包费)了事，大概这一支出每年在几万元左右。 　　有村干部和村民说，刘已经是个超级大户，种粮还赚不到钱，其他种小块田的种粮村民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农民不愿意种粮，但在外面打工缺乏保障，而且也留不下多少钱，所以大家还很看重自己的承包地。 　　益阳市市委办副主任王锡良说，作为地方基层政府，他们感受到中央要稳定粮价的政策取向，所以一直希望能够在做“大农业”、发展农业加工业、做强产业链上寻找致富机会。“用新型工业化的理念发展农业，也许会是我们传统农业地区的发展道路。” 　　像目前已经颇具规模的全国十大米市之一的益阳兰溪米市(兰溪大米加工市场)，日生产能力达1.2万吨，年消化粮食130万吨，年创产值21.8亿元，年创收入近2亿元。因该市场的存在，地区全年转移富余农业劳动力2000多人，为周围的村民提供年就业收入3000多万元。此外，为该市场提供运输服务的车辆总计年收入大约为4500万元。 　　然而，农业种植业是高风险产业，与之相关联的农产品加工业也同样面临各种风险，由此致富之路，行之不易。位于兰溪米市的湖南佳佳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达明说，不少没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以为米商赚了大头，事实上不是。虽然说谷子涨价有限，但还是涨了-一点，但米商还要面对其他更多的成本上涨，但大米价格是受到控制的，近来的收入不但上涨乏力，考虑各种成本的上涨势头，还可能有下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