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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里文化“感染” 　　跟西方目前从中国、印度等快速发展的国家寻找明天的经济领导一样，西方也在等待中国在思想和信仰领域产生世界级的人物，由此产生的“软实力”和声望将获得巨大的力量，比所有媒体计划、文化交流等活动加在一起更有影响。 　　 　　圣诞节前后真是热闹!回想起2003年，那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圣诞节。商店和餐厅的窗口喷涂着蓝色的圣诞老人和橙色圣诞树。孩子们举行圣诞聚会，甚至大学生也加入了，他们一起唱歌、交换礼物。 　　那一天，我的中国朋友请我吃饭、喝酒，我有点犹豫，他们尽量吸引我说：“来吧，我们要吃你们那儿的圣诞蛋糕啊!”我谢绝了，并没给他们解释美国没有圣诞蛋糕的传统，事实上，中国圣诞的一切似乎都和美国不同。 　　 　　遭遇中国圣诞 　　 　　在我美国的家，圣诞节从感恩节第二天就开始了，母亲把整个房间装饰为红色和绿色――传统???日的颜色。小时候我的寒假从12月23日起，前一天同学们举行“节日”聚会而非“圣诞”聚会。在我家，最重要的日期是24日圣诞夜，那天晚上我和父母一起吃一大桌特殊的菜，例如熏腿、带佐料的青豆和土豆泥等等，也许还分享一瓶葡萄酒。 　　之后CD机飘出上世纪40年代音乐传奇弗兰克?西纳特的圣诞歌，在歌声中我们打开圣诞树下的礼物。童年的我喜欢把包装纸扔得到处都是，雀跃的气氛平息后，我和父亲收拾一下乱七八糟的客厅，再和母亲一起去洗碗，然后我们准备出门而不是睡觉。11点多我们一家去教堂参加午夜弥撒，对我们来说这场弥撒既神圣又实际，因为圣诞节早上我们要上路拜访亲戚，没时间去教堂或打开礼物。 　　我从没觉得在中国过圣诞节会带给我童年那种熟悉的感觉。谢绝朋友邀请的原因是，我感觉圣诞节首要是神圣的事，而不仅是一个出去玩的机会。出去玩没什么不好，但首要的事排在次要的事之后，常常使次要和首要的事都不尽如人意了。 　　2003年我一个人参加午夜弥撒，到了教堂院子里，首先遇到十几个警察，他们负责保证教堂里人们的安全，因为那里已拥挤着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教堂里弥漫着兴奋的味道，参观者指指这儿指指那儿，对着神父、塑像、绘画和装饰等拍照，有的也盯着我这个黄发、蓝眼、高个子的美国人。弥撒已开始，大家却喋喋不休，甚至接电话商量弥撒后的安排。 　　弥撒快结束时，神父准备分饼，由于天主教徒相信这特别的饼子是神圣的，神父要求所有非教友不要领，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非教友却不听他的话。也许因为他们的好奇心和当时类似聚会的气氛，大家都想尝尝那块饼子的味道，看吃了有什么神秘的结果吧。 　　 　　中国拒绝洋节? 　　 　　从此，我就避免参加中国的午夜弥撒，我真不喜欢中国的圣诞节。因此，当2006年一群知识分子发布名为《为什么中国人过圣诞?》的一封信，我挺感兴趣。这封公开信呼吁取消主流圣诞庆典，似乎以圣诞节为一种西方文化的“感染”。我跟中国的朋友讨论这事，他们都反对，说圣诞只是一个体会不同文化和出去玩的机会而已。唯一觉得这封信有道理的，是我。 　　知识分子们具体呼吁“不以任何形式有意无意地过‘圣诞节’”，包括不要发送与圣诞有关的短信、礼物等等，以及别参加圣诞聚会。他们也呼吁传统中国宗教和哲学的推广，“打破中劣外优的文化偏见”、“改变崇洋媚外的心态”。他们争鸣中国苦于“文化集体无意识”，因此那些缺乏信仰而过基督教节日的人，使中国的文化受害。对我来说，这些建议和辩论有道理，挺容易接受。 　　不过，难以接受的是辩论的基础。对我来说，圣诞的文化“感染”不是一件伤害中国文化的事，反而伤害的是基督教文化和跨文化的交流。我在中国人过圣诞的方式中看不见关于跨文化理解的努力，看见的甚至是误解。 　　譬如知识分子信里的一些概念。他们所担心的中国被圣诞节“耶教化”，反而正是信徒们忧虑的全球化的危险：圣诞树、装饰、礼物、聚会等风俗使人们从宗教节日里的首要事物上转移，这些吸引人的东西绝对是非宗教的。全世界的基督教会都无力防止现代商业征用圣诞节。如果中国的主流圣诞聚会内容包括祈祷和赞美诗，商场里挂的是耶稣画像而不是圣诞老人，那才谈得上节日被宗教化了。 　　 　　“交叉感染” 　　 　　知识分子的信发出3年后，圣诞节在主流文化的角色并没有引起太多公共关注。也许跟经济危机有关，无论对这个节日感觉如何，大家都认可圣诞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不过，因为这个节日属于我所在的文化的一部分，我舍不得让它受到不良影响；我个人最期望的是参观者不再无礼地打扰弥撒，我也认为利用我的家庭节日找借口喝醉不太合适，这相当于美国青年去餐厅和酒吧热热闹闹庆祝春节，对饺子和农历一无所知的他们会一面分享一个“春节蛋糕”，一面大谈中国文化是否“感染”美国文化。 　　其实中国目前文化“感染”的问题，也是西方2000年来一直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如何过节。基督教的历史中并没有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