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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形象媒体建构策略 　　[摘要]在辛亥百年纪念日倒计时一周年之际，武汉各家报纸拉开了辛亥百年纪念报道的序幕，形成了“建构辛亥百年文化”的集体报道行动。本文以现有的辛亥百年纪念报道文本为例，探讨此次报纸集体报道行动对于城市形象的建构。本文认为，在城市历史上的热点时刻，作为媒介关于辛亥百年的集体报道行动，通过诠释有特色的词汇，寻找有意味的象征符号――公共空间，建构“隐喻武汉” 和空间元素的话语叙事，对于营造城市的文化氛围、形塑地方主义文化景观、寻求民众的城市文化认同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辛亥百年 媒体建构 首义 公共空间 　　 　　辛亥百年纪念日，对于武汉及武汉地区的媒体都是重大事件。回顾2010年倒计时一周年的报道，作者发现，辛亥革命这个对中国历史而言有着极为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建构武汉城市形象认同中不可逾越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报纸关于辛亥革命的报道话语中，武汉城市及人始终是主体，都是在定义武汉城市和辛亥革命关系这一特殊性的层面上展开的，是被用来作为建构武汉城市形象的认同资源。 　　这一资源如何被发掘、阐述和利用？通过对报道的收集分析，作者将城市报纸形塑城市的建构策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即在城市历史热点时刻，报纸对于历史叙事话语的本土化建构，是通过快速梳理重要年份，选择有代表性的人物，诠释有特色的词汇等，寻找有意味的象征符号――公共空间等，来实现的。 　　一、诠释有特色的词汇，建构“隐喻武汉”的话语叙事 　　叙事是指这样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事件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1]传媒的叙事是一种历史叙事，传媒成为我们认知历史的工具之一。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告诉我们，传媒的历史叙事像其他历史叙事一样具有隐喻性，即传媒在再现历史的过程中，运用一种有特定语言的、语法的和修辞特征的话语，表达特定的文化和政治意义。 　　此次集体报道行动，武汉报纸传承了既有的民族国家认同，又重构了城市本土化的认同，开始浮现了城市这个中观层面的地方主义，借由武汉在辛亥革命中的独特地位，通过???族―国家框架基础上的地方主义话语表达，建构了“隐喻武汉”的话语叙事。它的叙事框架是这样的：打响第一枪――共和大门开启――发生在武汉的必然性――革命精神赋予城市的现代性。 　　例如2010年10月9日《长江日报》的纪念特刊，总标题标注为“纪念武昌首义99周年特别报道”，关键词是“首义”，以首义一词跳脱了“辛亥革命”可能喻示的实质意义，强调武汉城市的认同。在《长江商报》的纪念特刊中，也回避了“革命”话语，凸显“首义”。 　　“首义”一词由东汉哲人王充创用，其意为首先揭示宗旨。以后，“首义”引申为首举义帜、率先发难，唐人杜甫、韩愈有此用例。[2]辛亥武昌首义的金字，是武汉城市的历史矿藏之一，矿藏深、含金量大。在此次报道中，武汉报纸深度开采和挖掘，在叙事内容的选择与编辑上，形成了一种象征结构，即扩展了的隐喻，隐喻地告诉读者在被语言编码的经验中寻求意象，以便感知和理解。《长江日报》在纪念特刊中，共刊出《让辛亥革命精神和文化闪光》、《孙中山最先称“首义”》、《武昌首开远东共和政权先声》、《百年前持续关注 湖北新军成推翻清廷先头部队》、《本报记者新著明日首发 辛亥革命是武汉献给近代中国的厚礼》、《一批“首功执照”现身红楼 见证“小人物”勇挑重担烧毁旧王朝》等十篇稿件，这十篇通过权威人士的言论、知识分子的出场专访、历史研究的专门成果等方式形成的组合报道，主要突出“首”字的意义，表达出一种姿态：“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首义之城”。从辛亥革命的历史中寻找属于自己城市的语言系统，期望从历史中获得当下的认同。 　　《长江商报》的纪念特刊对于这一资源的阐释不同，明显地运用了带有地方主义色彩的“英雄”的隐喻，唤起城市人的情感认同。例如，在发刊词中写道“ 我们不能忘记共和未成身先死的盖世之杰吴禄贞，是他在花园山播下革命的种子；不能忘记为革命一掷千金的巨富公子刘公，是他领导共进会发动起义；不能忘记舍生取义的彭刘杨三烈士，是他们的牺牲推动了民主共和加速到来”。[3] 　　与武汉报纸不同，广州报纸在纪念特刊中，城际差异明显，虽然在民族―国家的话语框架中保持共性，但却建构了“隐喻广州”的话语叙事，具有地方主义色彩的意义争夺。比如2011年3月29日的特刊一文《辛亥革命后人齐聚羊城 共同纪念和回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三二九”广州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借由专家释义“辛亥第一枪”表达了另一种姿态：“勇于解放思想、敢为天下先”的“英雄城市”，凸显广州城市的地位。 　　二、寻找有意味的象征符号――公共空间，建构空间元素的话语叙事 　　城市空间不仅是实在的空间，而且也是想像的空间，其重要属性都是公共空间，它是城市形象的投射。列斐伏尔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