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成就与不足.docVIP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成就与不足 　　[摘要]　作为其第二部补史艺文志，姚振宗的《三国艺文志》具有与众不同之处，其成就与不足作为姚氏目录学思想实践的一部分亦应当予以重视和研究。通过对姚氏补史艺文志的成就与不足的分析，揭示出姚氏目录学思想的特点，亦可体现出清代补史艺文志的特点。 　　[关键词]　《三国艺文志》姚振宗 　　目录学 　　[分类号]　G257.2 　　 　　1　体例特点 　　 　　姚振宗(1842―1906年)，字海槎，小字金生，清会稽(绍兴陶家堰)人。成《汉书艺文志拾补》、《汉书艺文志条理》、《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考证》。为一代目录学大师。 　　其《三国艺文志》属补史艺文志，又属叙录体目录；并且加入前人辑佚成果，因此又有辑录体的特点。在姚振宗之前，已有侯康写了《补三国艺文志》，但侯氏之作要逊色于姚氏。 　　姚志体例，按四部分类，为经11类，史13类，子12类，集2类，后附释、道2家。著录四部及释、道书籍约1122部，4562卷，又1779篇。 　　姚振宗在《后汉艺文志序录》中有言“不云补者，不自以为补旧史之缺也”。其《三国艺文志》与《后汉艺文志》在体例上是一致的，不仅收录一代之藏书，而且又不局限于传统目录中有书传世才予以著录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当时学术原貌为主要目的，力图求全。这是姚氏补史艺文志的独特之处。 　　 　　2　继承与创新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三国艺文志》中提要的附注项，包括了书名、怍者、存佚、附录、内容几项，比较齐全。同时对图类的处理得当，因图大多随书而附且数量不多，于每类中注弭即可，不必专设图一类。在著录时改侯康“以人类书”为“以书类人”。在《三国艺文志叙例》中，姚氏称此举是因为“簿录之体自当以书为重也”。这样做方便了后人的读取而且条理清晰，体现出艺文志的功用。 　　在搜集整理材料时吸取前人的辑佚、考订成果，特别是乾嘉以来的经史考订成果。姚振宗在选取这些材料之时也没有门户之见，对惠栋一派门人如余萧客之《古经解钩沉》，戴震一派门人如任大椿之《小学钩沉》，皆有征引。如此，才???整部《三国艺文志》在防料的搜集上详实丰富。 　　采用了辑录体的提要方式，为读者提供大量相关资料。姚氏条列前人书籍时尽量写出该书全名，引文亦标明出于何书，特别是提及人名时，即使是当时近世作者亦写全名。这样就为后来的读者免去了很大周折，方便其核对。相比之下，王应麟的《汉志考证》从未写出某氏全名，造成考证的麻烦。 　　案语客观精审。姚氏在有些条目下加上案语，并且做到了客观精审。如同《汉书?艺文志》中的注文一样具有“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将自己的观点隐于客观的陈述中，而不似郑樵和章学诚那般咄咄逼人，在申己见的同时加入近似讽刺对方的言语。 　　在撰写时自觉运用了“别裁”、“互著”之法，应该说是对前人经验的借鉴。章学诚虽不是发现和使用这两种方法的第一人，但“对于互著别裁的阐述，并企图使这一先进方法在分类著录中普遍使用起来，是他在我国目录学上的另一贡献”。章学诚在其目录学思想成熟之后编有《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将其一生对目录学的主张落实于其中。据陶存煦的《姚海槎年谱》，姚氏撰写补史艺文志始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而在此之前的光绪十一年(1885年)姚氏曾撰写《湖北通志?艺文志》。在撰写该志时，姚氏可能参考过章学诚的《湖北通志》，在后来的补史艺文志的整理中取长补短，多次辩证地使用了“别裁”、“互见”(互著)，而且确实使整部《三国艺文志》条理更加清晰，查阅使用更加方便。 　　可体现以上几点的例子很多，现选一条比较典型的例证。如经部易类虞翻《周易日月变例》六卷一条，正文如下：“与《后汉艺文志》互见。《隋书?经籍志》‘梁有《周易日月变例》六卷，虞翻、陆绩撰，亡。’张惠言《易义别录》日‘隋《经籍志》陆绩右与虞翻同撰《日月变例》六卷，亡。’案，《释文》卷首《虞翻注参同契》云：‘易字从日下月当是虞翻注引参同契文，谓易字从日从月也。’陆所引疑出是书”。 　　在类目的设置创新改革中十分谨慎。前人的补史艺文志均没有大序和小序，提要也仅见诸于流传下来的书籍。姚氏在这一方面没有因为“求全”而予以补充。笔者以为他们之所以不加大小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所补之书十之八九均已亡佚，看不到原书，这正是郑樵在《校雠略》反复强调的“泛释无义”，“强为之说，使人意怠”。而辑佚体目录以现有能见到材料提供给读者以作参考，可能会比撰写序和提要更有价值。 　　姚氏编写的这两部艺文志在分类上也有特殊的地方：虽然与《隋书?经籍志》一样有经、史、子、集四部，但还有释、道两个附录，因此并不能算作完全的四分法。四部分类法在姚氏之前已经成为了官修目录、史志目录以及私人目录大多采取的分类法。其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