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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权威与重修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我国现行的宪法是２０年前由第５届全国人大第５次会议通过的。其后，于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９９３年３月分别通过了第ｌ条―――第２条（对应宪法第８条与第１１条）、第３条―――第１１条（对应宪法序言、７条、８条、１５条、１６条、１７条、４２条、９８条）的宪法修正案。显然，从总体上讲，我国现行的宪法在本质上仍是从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与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质的相异性。也可以说，这部宪法已远远落后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对其仅仅作小修小补、局部手术是根本不够的，惟有重修或重新制定才是其出路。如果不重修现行宪法，则其不可能起到根本大法之作用，也不会发挥出应有的权威作用。宪法的权威性来自其客观性，一个与现实脱节的宪法是不可能具有权威性的。 　　 首先，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其基本内容应该是国民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构的权利与义务，其中国家机构的权利来自于国民的授权。然而，翻阅整部宪法１３８条，我们看到，有关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仅有２４条（第３３条―――第５６条），在总纲部分的３２条中，只有一条涉及国民的权利（第２条）。显然，相对于我们已经承认并加入的国际公约，如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宪法中有关公民权利的条目太少了，其权利内容也过于抽象、不具可操作性。比如，市场经济中非常重要的国民自由迁徙权，自由选择工作地和居住地的权利、公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权、隐私权、免费初级教育权、信访回复权等在宪法中根本没有提及。 　　 正像仲大军所讲，“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小民大君思想至今仍在社会中残留，人民的地位始终没有被摆正，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甚至渗透到立法和法律之中，使我们国家的宪法至今都存在着与现实相去甚远的感觉。我们不妨打开我国宪法的第一章总纲，看看国家在这里担负了多少社会功能。在这一章里，充眼所见几乎全是国家。宪法的确应规定国家的作用和职责范围，但在这一章里，国家的作用大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其所体现的是一种???型的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青天’政治思想。国家真能管得过来这么多吗?芽实际上是不能的，建国后５０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国家不能当救世主。” 　　 此外，宪法中的一些条款已明显不符合现实状况与未来发展，不能体现与时俱进的要求。比如总纲第６条内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第７条：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显然，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已经是生产资料的多样化所有制，考虑到国有单位劳动力的不断减少，集体单位的改制民营，大量的非正规经济，越是发达地区民营化比重越高，农村土地的长期承包权形成事实上的家庭所有权，外资经济与民营经济的高速增长态势，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已经由公有转变为公有与民有共同构成，并且民有（包括外资）比重越来越超过国有，国有经济越来越由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转变为重要力量。事实上，在宪法中也没有必要规定所有制的构成。不管何种所有制，关键看是否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国强民富。当然，前提是公民与劳动力拥有平等的权利。 　　 顺便需要提及的是，在美国宪法中，其总计７条２１款与２７条修正案中，直接规定公民权利的有１５条。这里无意崇洋，只是想有助于我们深入地思考。 其次，一些依据宪法所制定的专门法律实际上违反了宪法精神，损害了宪法的权威。比如，城乡二元结构，即市民与农民国民待遇的巨大反差。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之选举法，公开地限制了农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使人大代表构成中拥有农民身份的可能不足１０％。据了解（《光明日报》１９９８年３月１日），九届全国人大代表３９７９人中，工人农民仅占１８．８９％（５６３人），知识分子占２１．０７％，干部占３３．１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１５．４４％，人民解放军占８．９９％，香港代表占１．２１％，归国华侨占１．２４％。这样的代表构成是源于１９９５年第３次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依据该法第１６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也就是说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依公安部口径，农村每８８万人选１个代表，城市每２２万人选１个代表。如以农村９亿人口计算，理论上可选代表１０００余人，即使如此，也仅占代表总数的１／３，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７０％相比不足一半。而依据以上数据，实际农民代表仅占全国人大代表１０％左右，其与人口所占比例已不成任何比例。如果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