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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故事 　　 　　一个睿智的人， 　　一个真诚的人， 　　一个可敬的人 　　 ――巴 金 　　2005年１０月１７日１９时零６分，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在上海逝世。一颗现代中国的良心停止了跳动，留下了一个复兴中民族的沧桑记忆，巴老就像故乡那片土地，厚实、温暖、深切…… 　　“有你在，灯亮着；你不在，心亮着”，让我们默默追忆巴老，捡拾起内心严肃的人生思索，让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 　　 　　巴金诞生于成都正通顺街，不少国外友人和港澳台同胞，到成都时都想去巴金故居看看，但无法如愿。因为，巴金故居已经不复存在。 　　1985年，四川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金故居。省委同意，并且成立了筹备小组。巴金知道后不同意，“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1986年10月，巴金再次“申明”他的意见：“……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 　　“不要用我的名字”，在一些名利等问题上，巴金时常这样说。 　　1993年，巴金90岁诞辰时，四川省作协打算以巴金的名字设立基金会和文学奖，巴金坚决不同意。1994年1月1日，巴金专门致函四川省作协，再次表述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写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巴金喜欢记日记，他的许多日记都是很美的散文，更具史料价值。1991年，巴金的侄儿李致向他转达了四川出版界想单独出版日记的要求。巴金不太同意，李致做工作道：“《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李致的再三要求下，巴金勉强同意了。 　　李致高兴地回成都了，???是没几天，收到巴金的来信。巴金在信中写道：“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行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至今，巴金的日记没有出版单行本。 　　 　　称自己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文人多自尊狂傲，世上少有赞叹别人的文人，更鲜有批评自己的文人，正所谓“文人相轻”。 　　巴金却对自己说“不”。这不是他在《随想录》中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是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文学生命说“不”。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编辑王仰晨几次来沪做说服工作，被其热情和决心打动，一年后巴金终于同意了。 　　巴金为何不同意？他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巴金是无情的。他说，《死去的太阳》是一篇幼稚之作，《利娜》严格地说还不算“创作”。 　　巴金是严厉的。在读者中广为流传的《爱情三部曲》，他说是不成功之作。巴金曾写道：“《爱情三部曲》也不是成功之作。关于这三卷书我讲过不少夸张的话……有人批评我的革命是空想，说得对！我没有写革命的‘本钱’……我只是想为一些熟人画像，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动、发光的东西。我拿着画笔感到毫无办法时，就求助于想象、编造，企图给人物增添光彩，结果却毫无所得。” 　　巴金是苛刻的。他多次讲到《火》是失败之作，“我不掩盖自己的缺点……《火》中我写了两位熟人……但是我应该承认跟我这样熟的两个人我都没有写好……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作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巴金是彻底的。他觉得，他还写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与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他的这些观点，自然不被人们认同。王仰晨首先在给他的信中表达了异议，巴金回信道：“说到废品你不同意，你以为我谦虚。但是，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言壮语成为现实。” 　　巴金是理智的。他清晰地看到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他曾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青年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我写了一本又一本，送到年轻读者手中，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加深。但是20年后，50年代至80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到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