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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历史考察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党８０多年来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的历史进程，认为我党８０多年来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进一步印证了“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这一科学论断。 　　［关键词］城市中心论农村包围城市小城镇建设区域城市群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科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８０多年来我党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的进程，认为８０多年来我党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 　　 　　一、从“城市中心论”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的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里，我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城市。当时中共中央以及地方组织主要的工作重点都是从事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我党才逐步开展农民运动，但是，当时的农民运动还是围绕城市斗争来进行，在党领导的整个革命斗争中处于一种配合的地位。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号召全国的革命力量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在此前后，我党先后领导和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据统计，从１９２７年８月至１９２９年春，党在全国各地领导和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猛烈的打击。但是，这一系列起义都是以进攻大中城市为目标，这些试图夺取大中城市的武装起义最后都失败了。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关于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我党自身没有经验，只有借鉴别国经验。当时只有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可以借鉴，而它们都是在城市爆发革命取得成功的，这自然就成了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学习与效法的对象。毫无疑问，“城市中心论”就成了党当时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历史实践表明，“城市中心论”并不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行不通。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洗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自己革命道路的探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其实质是将中国革命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农村建立与发展根据地，以保存和逐步扩大革命力量。“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完全不同于俄国的“城市中心论”，但是它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方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后，全国先后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中国革命呈现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虽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的重要作用，但是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他们指责“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并且要求改变过来。１９３０年７月，李立三部署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全国农村攻打中心城市的战略计划。结果，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遭受严重挫折。实践再次证明，“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行不通。然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刚刚被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不但没有纠正“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反而继续坚持这个错误理论。他们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机械地照抄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其结果导致中国革命几乎完全失败。 　　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领导，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之后，毛泽东先后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文章，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从而使这一理论最终形成并走向成熟。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实质上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二、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领导农村”的转变 　　 　　革命形势在变化，党的理论与实践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到１９４８年６月，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外，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都回到了人民手里。“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在实践中正走向全面和最后的胜利，同时这种理论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形势的发展正在呼唤新的理论与新的实践。 　　１９４９年２月８日毛泽东写了《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认为“今后将一反过去２０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①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至１３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提出了在全国胜利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