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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诗歌创作的特点及异同研究 　　赵伯陶 　　有清一代涌现出大批诗人,他们丰富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独具特色,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为了研究工作的便利,如果分清代为初、中、晚三期,那么从清代初期至中期乾嘉时期是清诗发展的关键阶段。钱谦益、王士镇、袁枚又是这一阶段最富影响的三位诗人,他们前后相继,各自的诗歌理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都有所创新。用发展的观点对他们诗论中异中有同、一脉相承之处加以研究比较,就有可能把握住清诗发展的方向。 　　《文心雕龙》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序》)八个字,道出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然而“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明诗》)又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诗歌的特点,即不管时代如何变化,诗歌作为文学体裁之一,总是言志言情的工具,绝非无病呻吟的语言形式。这种认识在《诗毛氏传》中已有阐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然而明中叶以后的拟古主义诗风根本违反了这些古人早就认识到的诗歌创作规律,前后七子致力于对唐诗的摹拟形似,忽视了诗歌的内在情感,结果寿陵失步,唐诗没有学好,自家的本色也消失殆尽。明晚期的公安、竟陵二派相继出来反对拟古,虽使明末诗坛稍有转机,但由于他们自身的空疏,渐入于深幽孤峭一途。诗歌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总结以往的经验,彻底从拟古主义的泥潭之中拔足而出,廓清诗风。钱、王、袁相继主盟清初至中期的诗坛,他们诗论的着眼点尽管有异,然而比较重视诗歌的内在因素则是一脉相承的。影响所及,使清诗成绩斐然,超迈元、明。 　　钱谦益生活于明未清初之际,晚年降清,他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这里姑且不论,仅就他在清代诗坛的影响而言,其诗歌理论和创作的确有承先启后之功。 　　自我世祖定鼎以来,文治幸兴,于是声教所被,时则常熟钱尚书谦益,太仓吴祭酒伟业……以文学倡导于前,然后鸿儒硕士望风继起。 　　汪碗的说法反映了清初诗坛的一般情况。钱谦益诗论的核心内容是反对“学古而鹰”的拟古主义诗风,提倡抒发诗人内心的真情。他对那些如“穷子乞儿,沽人之残膏冷炙”的剿贼涂抹、裙拾补缀的诗风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早在他仕明时就已指出: 　　本朝自有本朝之诗,而今取其似唐而非者为本朝之诗,人尽蔽锢其心思,废黝其耳目,而唯缪学之是师。在前人犹仿汉唐之衣冠,在今人遂奉李、王为宗祖,承讹踵伪,莫知底止。 　　面对诗坛中的恶劣风气,钱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宣己喻物,言志之方也;文从字顺,永言之则也。”（《徐元叹诗序》)他特别强调诗人要有发自内心的情感,认为只有具备了“蓄积于内”的“深情”,才能与“薄射于外”的“奇遇”交相感应,“于是乎不能不发之为诗,而且诗亦不得不工。”反之,就只能是“不乐而笑,不哀而哭,文饰雕绩,词虽工而行之不远”(《虞山诗约序》)的无病呻吟了。钱氏所说的蓄积于内的深情,亦即“有真好色,有真怨诽”(《季沧苇诗序》)的真情。诗人是否具备真情是区分“有诗”与“无诗”的界限,他说: 　　凡天地之内,恢诡濡怪,身世之间交互纬缝,千容万状皆用以资为状,夫然后谓之有诗。 　　钱氏的主张与吴伟业《与宋尚木论诗书》中所言: 　　夫诗者本乎性情,因乎事物,政教流俗之迁改,山川云物之变幻,交乎吾之前,而吾自出其胸怀与之吞吐,其出没变化,固不可一端而求也。 　　大致相同。钱氏所说的深情,与吴伟业以及后世袁枚等人们所说的性情、性灵等词的内涵也大致相同,所指的都是诗人的真情。 　　钱谦益的真情论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有一定的关系。它既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明末反拟古主义诗歌流派—公安、竟陵派诗歌主张中合理部分的开拓和发展。不可否认,钱氏对公安、竟陵二派颇多微词,特别是对竟陵派,认为他们“机锋侧出,矫枉过正”,甚至不无挖苦地说竟陵派:“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然而细细寻绎,其承继之处又赫然可见。公安派袁宏道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的鼓吹正是钱谦益反拟古、倡真情理论的先声。同时,钱氏的真情论顺应了明末清初的时代要求,在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屈大均等明末遗民诗人中也有广泛的反响。黄宗羲曾说:“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负。”(《寒村诗稿序》)王夫之则把“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作为抒写性情的要求,指出: 　　“若但于句求巧,则性情先为外荡,生意索然矣。”(《姜斋诗话》)更为可贵的是,王夫之把“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称作写诗的“铁门限”(同上)。这些论断与时代合拍,其现实性和进步性显而易见。 　　如果说,时代的要求使明末清初的大多数诗人自觉地向现实靠拢;那么,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也要求诗人摈弃拟古诗风,改弦更张,转而向纷纭变化的世界投下更多的注意力。正如纪陶所说: 　　诗日变而日新,余校定四库,所见不下数千家,其体已无所不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