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时代游记文学的审美特征.docVIP

宋代理学时代游记文学的审美特征 　　社会性和审美性都是文学的本质属性。社会性重理，讲规范，求统一;审美性主情，讲自由，求多样。 　　文学的理想状态是社会性与审美性、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历代文人也都在追求这种融合，但结合的程度却往往因时代、作家、体裁的不同而有别。在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理学使各种文学样式无一不受其规范、着其色彩，游记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但由于作者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游记文体因游而记的特点，使它没有成为理学的传声筒，反而在情理相融方面了达到较高程度，成为理学时代绽放出的自由之花。 　　游记文体:理学时代融合情理的独特形式宋代理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赵宋王朝鉴于秦后历代王朝无不毁于战乱的惨痛教训，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的推行，不仅大大激发了文人士大夫强烈的经世意识，同时也为宋儒们积极建构“以儒学为主体，吸收、改造释、道哲学”，“涵泳三教思想精粹”的新儒学体系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新儒学继承孔孟思想，以“天理”为核心，力求贯通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以使国家长治久安，“理学”之名由此而来。 　　关于理的内涵，宋代理学家们普遍认为，它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在宇宙表现为自然规律，在人类表现为社会伦理，在个人身上表现为人性，因而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不可或缺。但理并不是一个可见的东西，它藏于万物、隐而不显，人们要想依理而行首先需要求取，然后还要能守得住。无论求还是守，方法得当十分重要，否则便求不得，也守不住。对求理、守理的方法，宋代理学家也作了深入的探索，他们把“格物致知、反躬自省”奉为求理之法，把“存天理，灭人欲”视为守理之法。宋代理学家之所以要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守理之法，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天理”与“人欲”水火不容、不可调和，不灭人欲无以守天理。宋代理学的这种主张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推崇“理致”、喜好“议论”，排斥属于人欲的情感。这种违背诗歌本质的做法，使诗失却了鲜活的生命力，变得黯然无色。 　　情感是人的心理动力，它总会寻找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以宋代文学而言，当诗受到“理”的抑制而失去光彩时，“情”开始借助词的形式来表达，主情的词经过文人的精心创作，一跃成为和唐诗相媲美的文学典范。或许这样的文学格局并不理想，但却给宋代文人提供了更为灵活的创作空间: 　　当他们需要表达经世志向、才学胆识时，就选择诗与之相伴;当他们需要表现情感世界、心灵衷肠时，就选择词与其相依。“独步天下”的苏轼用诗“怨刺”、“讥诮”朝政，其词则“纯以情胜”;旷世才女李清照用词表达多愁善感、缠绵凄婉的愁情，其诗则显苍劲古朴之风，透露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气。 　　在肯定宋代文人的创作智慧和宋词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理与情分别由诗和词来表现，与文学以情为核心的情理相融之本质并不相符。在这种情况下，宋代游记文学所走的情理相融之路及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就显得格外令人注目。 　　细细想来，宋代游记文学走上情理相融之路，与理学的反向促动有关。在宋代，理学激发了文人士大夫的经世意识，但朝廷却没有为他们的积极经世提供制度保障，遭遇贬谪之事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被赶出庙堂而又不愿于朝廷为敌的文人，就自觉地选择了走向山林的道路。当他们带着政治上的失意和心理上的郁闷走向山水时，情感找到了寄托，心灵得到了慰藉，束缚得以解脱，胸襟得以开启，于是，一篇篇融情于山、寓理于水的山水游记随之产生。 　　不仅如此，游记独特的文体形式也为情理相融提供了有利条件。游记是一种以纪游为主要内容的文体，任何一篇游记都是因“游”而生、为“游”而记的，“游”的状态决定着“记”的特点。关于“游”的状态，我们可以从自身的游览经历和“游”的词义角度去把握。《说文解字》把“游”解释为“旌旗之流”，意思是旌旗所垂之旒随风飘荡、自由自在的样子。从这一解释中可以看出，自由自在是“游”的本义。这与我们在游览经历中的感受是一致的，游者在“游”的过程中往往能充分感受物我相融的身心愉悦。梅新林先生认为，“游”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种意蕴，形下之游是一种实践活动，形上之游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主客关系中心物契合、活泼流动的心理状态和主体所达到的或获得的化同大道、游于无穷的超越性精神境界”。但两者之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形上之游离不开形下之游，但又不止于形下之游，是形下之“游”的升华。有了这种升华，“游”才成为心物契合、化同大道的活动，并为“记”的情理相融奠定现实基础。可以说，人们只要清醒地忠实于“游”中的所见、所感、所思，其“记”自然会达到情与理的融合。 　　从上述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游记文体是宋代文人的自觉选择，是时代特点、个人经历与表达形式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融合情理的最佳形式之一。随着诸多着名文人加入创作行列，宋代游记文学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当时文坛上一道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