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的叙事艺术.docVIP

《红高粱》的叙事艺术 山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UUMOB 　　《红高粱》的叙事艺术是该小说的一大亮点，现代叙事和严肃凝重的主题在其中形成鲜明。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不仅具有平面文字的魅力,还以独特的叙事艺术著称。热烈、迷狂、自由跳跃的现代叙事是该小说的一大亮点,倘若从叙述学的角度重新解读这篇小说,往往会有新的发现。 　　叙述视角牵涉到“谁看”、“谁说”和“怎样说”的本质问题。热奈特把叙述视角分为“无聚焦”或“零聚焦”叙事(即通常所说的全知叙事)、“内聚焦”叙事(即限制叙事)、和“外聚焦”叙事(即从外部观察) 。 　　《红高粱》的开篇是明显的限制性视角,即以“我”的第一人称来叙述“我爷爷”和“我奶奶”的人生历程。但作为孙辈的“我”又如何能对发生在数十年前的对话知道得这样清楚,甚至对于父亲的感觉都了如指掌?在这里表层的第一人称对叙述者没有任何限制性作用,“我”跨越性的进入了主叙事层,出现了全知零视角的眼光,在全知视野下展示了行军队伍和行军环境的全景全貌。而在这基础上的许多描写,叙述者“我”是附身于“父亲”这一人物的。通过父亲与别人的关系及听、嗅、触、视觉的描写,近距离表现一幅幅景象。因此故事叙述在“我”的眼光之外,还存在另一个文本叙述者。“我”只是文本叙述的表面承担者,用今天的观察角度来追述和评论“父亲”的经历;而“父亲”不但是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作为在场“目击者”的“第一叙事人”,在大部分时间里作为“儿童”的父亲,讲述“爷爷奶奶”和“罗汉大爷”他们的抗战情节。实际也就是有了两个“视野”,两个叙述者“父亲”和“我”,即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叙事结构 。“父亲”的少年视角,在呈现“故事”的过程中,是内在的叙事者的视角,是一个和“我”共同推动整个文本和叙事情感的叙述者。 　　而“我”所在的叙事层的是,“我”回到高密东北乡去调查家史,大屠杀幸存者九十二岁的老太太“破碎零乱”的模糊话语使我对我奶奶的回忆在有事实可证的基础上又有了展开的空间,县志记载的可靠又使关于我爷爷抗战的叙事更加变得不容质疑。于是“我”知道父亲闻见了奶奶棉袄里热哄哄的香味,感觉到了奶奶临终前对生命的热爱,看到了罗汉大爷的壮烈牺牲的场面,亲历了奶奶的出嫁过程和爷爷的英雄救美,自由出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实际上形成了限制性人称视角掩饰下的非限制性全知叙事。这些也给“我父亲”所在的主叙事层次的叙事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持。 　　同时当“我”本分地存在于表层叙事结构的时候,“我”的“当代性”角色与身份让我冷漠超然。在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具有强大感官冲击效果的对血腥、戕杀、苍蝇等在生理上令人不适的镜头的叙事,都是用感情麻木道德冷漠的外视角的方法来表现的。最典型的场景就是对罗汉大爷被剥皮的骇人描述,“我”的眼睛像摄像镜头一样,对令人发指的恶心刽子手精准刀法的描写甚至带有玩赏的赞美。在用外视角正面表现这些丑陋对象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正视现实中的丑恶和阴暗;对疼痛的冷漠处置使我们能体会到作者难以言说的悲凉情感的矛盾和强烈的生命意识,从而也揭示人类生存的困境和生命力的顽强。在平淡冷静客观的叙述里并没有直接去谴责谁,我们却也能读到了作者力透纸背的愤怒,这也就与“我父亲”的非理性的儿童式的感受方式,对英雄豪气崇拜的某种浪漫追慕记忆又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说另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叙事时空转换的突然性和跳跃性,这是复调的又一个变体。《红高粱》中叙事的时间链经常出现断裂,在余司令和父亲的对话中又插入余司令和冷支队喝血酒谈判的场景;爷爷战后从日本回来后的笨拙的表现又回叙到当年激烈枪战的结尾;“我奶奶”临死前又一次从头经历那神奇的爱情故事,作者让它们以记忆的形式出现在“我奶奶”现时的感觉中,过去的时间被人为地拉回并截断了时间的现时发展等等,虽然小说中都有一定的情节,但情节的组织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特定的框架可循,叙事在随着作者的感觉而行,小说的情节线常常因为心血来潮的感觉和想象打断。 　　他是如何做到让我们在叙事碎片中穿梭的呢?这种叙述方式得自《百年孤独》的启示,马尔克斯在小说开篇写道:“多年以后,当奥雷连诺上校面对行刑队时,他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样的叙述方式让叙述者获得了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随意转换的权利,故事时序被打乱,不同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可以自由调度。莫言采用西方小说从中间写起的方法,将时间的第三个维度――“现在时间”引入了小说创作中,这是作者生活在其中的真实时间,表现在爷爷奶奶死后很多年我回乡做家史调查。第三维时间的插入更增强了叙事的陌生化效果,使叙事的跨度增大拉长,调控小说叙事节奏的缓急。这种叙事时间多维化产生的多重叙事立场是莫言从容的进行叙事和展现故事情节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在文本中具体为:几个与抗战事件相关的人物冷支队长、任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