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的符号语言学与语用研究.docVIP

罗兰·巴特的符号语言学与语用研究 一 　　 　　法国着名文论家罗兰·巴特在对自己研究阶段的分析时谈到，自己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一个“科学的阶段，或至少是科学性的阶段。”[1]（P71）根据罗兰·巴特一生的学术进程，这个时期大体在1958年至1967年，持续近十年时间。 　　 　　这十年间，结构主义在法国风起云涌，结构主义语言学开始在各个领域开花结果。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以及罗曼·雅各布森关于语言中的隐喻和转喻问题理论，被后继者广泛运用于各个研究领域。从被称为“前四子”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历史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以及将构主义用于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路易·阿尔杜塞； 到有“后四子”之称的罗兰·巴特、格雷马斯、茨韦坦·托多罗夫、杰·热内特，结构主义逐渐发展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和学术运动。 　　 　　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历程和法国结构主义思想相互并进，他在这方面着述丰硕，不仅有较为严谨的理论推导，更是将严密的语言学范畴施之于社会文化，作文本式的解读，使自己的结构主义研究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阐释趋向，值得注意的是，巴特的结构主义研究开始采取相对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理论着述，最为明显的就是《符号学原理》，全书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术语作为全书的章节标题； 书中每一小节都对所借用术语进行语言学的解释，然后再引伸入自己的阐释框架。这样的建构模式较之于前期的《写作的零度》《神话学》，中后期的《恋人絮语》《罗兰·巴特自述》《S/Z》等的碎片化写作，已经显示出很大程度的变化趋势，成为罗兰·巴特作为“推陈出新的大师”、“文本历险主义者”[2]（P1）的最好注脚。 　　 　　巴特在书中运用的语言学术语主要有以下几组： 语言结构、言语； 所指、能指； 组合段、联想； 直指、涵指。他首先介绍语言结构和言语，并对其进行界定。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讲，语言结构就是语言减去言语，它是语言的社会性部分，个体的创造或改变均难以实现，而言语则是一种个别性的选择性行为，它通过组合作用实现个体的表达诉求。关于所指和能指。巴特谈到，所指和能指都是记号的组成部分，就记号的组成而言，分为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前一个方面由能指构成，后一个方面由所指构成。同时，表达面和内容面也构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对于组合段和联想。索绪尔认为，每一个词的意义和价值是通过与之前后的词项来获取的，这构成了语言学的横轴---组合段平面； 语言学的纵轴则是第二个平面---联想平面，通过替代和相似的原则机制，让某些具有共同性质的意义单元建构起联想的平面结构。直指和涵指这一对范畴由前述的能指与所指不断组接而成，前面提到的能指层面即表达层面被描述成了（E） ,所指层面即内容层面被描述成了（C） ,两者间的关系被描述成为（R） ,这样也就有表达式（ERC）。于是就有了层级不断递进的问题，因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也可能构成另一个系统的某一成分，或者是表达层面，或者是内容层面，一个系统也就成为了另一个系统的子系统，也就是第二系统。如下所示： 　　 　　 　　 　　上图第1个系统构成了直指层面，而第2系统构成了涵指层面。 　　 　　上面即是巴特所借用到自己阐释体系中的几组语言学术语。但我们应该明白巴特讨论这些范畴，并不仅仅为着介绍索绪尔或者结构主义语言学。他的目的在于将其转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阐释方略。 　　 　　二 　　 　　巴特说：“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概念的社会学意义是明显的。”[3]（P12）这实际上确认了语言结构在探究社会形态、社会意识更及社会文化方面的独特功用。巴特首先认真地将这一对术语带入服饰研究。“在符号学中，服饰文化不仅仅是遮体之用、美化之用，而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4]（P78）他对服装系统进行三种区分： 书写的服装、被摄影的服装、被穿戴的服装。书写的服装就是时装杂志用发音语言描述的服装； 被摄影的服装，即穿在模特身上又被时装摄影师拍摄下来的服装； 最后是被穿戴的服装，就是人们的具体着装，巴特认为这之中包含着语言结构和言语的关系，第一种服装因为“被描述的特征”,具有记号和规则的特质，也就演绎成为一种“语言结构”.而“被摄影的服装”由具有总括性和系统功能的服装界人士产生，当然具有“语言结构”的系统性特质，同时又是在“个别性”的妇女身上，因而“被摄影的服装”又具有半系统化的性质。不过，这个“个别性”的妇女因为自身的“标准化”、“普遍性”而选中，这种所谓的言语的自由性质不复存在。因此，巴特认为“被摄影的服装”仍然具有语言结构的特质。“被穿戴的服装”则完全是个人性和自由行的“言语行为”.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近1000字的关于服装的符号学分析，最终促成1967年《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的出版。 　　 　　在《符号学原理》中，巴特还对饮食、汽车和家具等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