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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怀文化美学的价值生成及建构方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性大众文化成为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境遇，日常生活的审美风暴悄然兴起，其中，文化美学也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文化美学，最早起源于席勒“审美文化学”[1]概念的提出，后来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审美文化定义为生活的审美化，它不仅涵盖了文学艺术，还象征着除此之外的一切生活符号。 　　从广义来看，文化美学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形式美学、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康德的崇高美学、卡西尔的符号美学，囊括了一切文化现象的系统审美；从狭义来讲，它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反思与关怀，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宏大叙事美学。 　　然而，作为西方思想的文化美学理论在与中国传统美学文化对接的时候，不得不思考如何扎根于本土土壤的问题，因此笔者在文化研究中引入“文化美学”这一概念，并将其限定在中国文化与历史语境当中，进一步探讨当代中国情怀的文化美学的生成及建构方式。 　　近代以来我们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丧失了民族传统的文化自信，转而服膺于西方科技文明的理念，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才真正开始探索自己的话语逻辑和文化美学。 　　因此，在此理论逻辑和历史理论的观照下，本文主要通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考察其中蕴含的文化美学思想：《讲话》中关于“为人民服务”的逻辑起点，社会生活的功能指向，艺术符号的价值生成，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文化美学旨趣，并为我们在新时期的大众文化视域下占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高地，建设文化美学和生活审美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和指导原则。 　　一、 人民大众：文化美学的逻辑起点。 　　借用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他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而文化美学的文化意味着人类生存方式的系统集合，因而文化的审美包含着人类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和生活，反思生存方式和创造全新的表达符号，这象征着人类文明已然进入了一个觉解的阶段，“人”成为文化美学的逻辑起点。 　　然而，毛泽东文化美学的逻辑起点不会因为表达形式抽象而晦涩难懂，在具体历史语境与历史轨迹中就能理解和体会他的哲学意境。 　　20世纪的中国不可能接触文化美学的思想，但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透露着这一理论。五四新文化促使中国的爱国志士不仅仅从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思考救亡图存的方式，而是究其本源，转而从伦理的觉悟探索中国前进的道路。 　　陈独秀曾言：“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3]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承继了五四文化的血脉，在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对文化领导权的夺取给予关注和重视。 　　“左联”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文艺组织，它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它的组织架构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和“国际文化研究会”等机构，它们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大众化”文化运动的展开。鲁迅在大会成立之初就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提出：“革命是痛苦的，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绝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革命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苦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4] 　　早期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的依赖，致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并不能深入对文化美学的思考，然而此时无产阶级的大众文化获得了发展的平台，这为后来向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革命文化的大众审美性，他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5] 　　新文化的对象只能是工农兵群体，这背后蕴含着对抗国统区资产阶级文化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是为了脱离俄式话语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审美对象性的问题，文艺与人民成为讲话精神的核心要素。 　　（一）人民大众的文化审美旨趣。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民群众不仅仅是历史的奠基者，同时也是文艺创作的主体。但在传统社会的等级制下，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艺术殿堂之外，高雅之作只面向少部分人群。因此，毛泽东宣称新文化新文艺创作的根本方向是为人民大众，他曾言：“什么叫作大众化？ 　　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毛泽东在此巧妙地将文艺工作者的“化大众”转换为“大众化”的任务，让他们愿意做“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 　　换言之，“化大众”仅仅针对文艺作者对工农兵群体的改造与教育而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