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制度的变革.docVIP

征收制度的变革 任何法律法规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主观意识捏造出来的，而是对客观的社会现实、习惯及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不断的总结，加以提炼和升华，然后由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以法律的方式引导、约束和规范人们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行为，从而达到促进整个社会秩序井然、自由平等、和谐相处。我们要想洞悉新征收条例制度的本质、内容与精髓，必须先了解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及其演变过程。 一、1991年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78号令） 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房屋拆迁主要靠计划和行政命令。当时，由于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城市土地资源不是十分紧缺，没有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因而拆迁量比较小。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进入大规模的城市发展和旧城改造时期，城市房屋也经历着以公有房屋为主的所有权结构向以私有房屋为主转轨的住房制度改革。这一时期，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房屋拆迁领域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拆迁纠纷也与日俱增。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务院于1991年1月18日76次会议通过《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3月22日公布，6月1日施行，该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的行政法规。当时建设的主体多是国有单位，以政府为主导的拆迁行为，较少涉及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的区别，该条例对当时拆迁行为起到了积极规范作用，对规范房屋拆迁行为，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推进，政府统一拆迁，面临着如何解决资金严重短缺与不断增长的危房改造和现代化城市建设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为此，政府在危房改造中开始重视房地产开发商的作用，“政府出政策，开发商出资金”的城市危房改造模式逐渐形成。从1998年7月1日起，我国实行住宅商品化，标志着我国正式告别运行了几十年的实物型福利分房制度，商业性房地产开发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导。拆迁纠纷从最初的拆迁户家庭成员内部分配问题逐渐演变为拆迁户和开发商、拆迁户和政府的矛盾。 该条例已显然不适应新形势下的城市房屋拆迁，存在补偿标准过低和被拆迁人选择补偿方式的余地小及管理程序不完善等问题，阻碍了拆迁市场的健康发展，修订工作必将提到历史日程。 二、2001年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305号令） 1991年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了十年，其中的一些规定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为了适应新形式需要，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1991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了调研修订，并于2001年6月6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6月13日公布，11月1日施行。 修改后的《拆迁条例》颁布并沿用至新征收条例施行之日前，比1991版进步许多。《拆迁条例》对拆迁行为起到了较好的法律引导和规范作用，有力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了城市建设的顺利推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城市化运动风起云涌的世纪之交，《拆迁条例》以效率为导向，强调城市发展至上，所的拆迁模式，是在公益目的未受检验的情况下，在未对公民合法所有的房屋进行征收之前，在不给予公正补偿的前提下，允许拆迁人对公民合法所有的房屋进行强制拆迁。如此拆迁制度，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全国各地因拆迁而引发大量的流血事件，因强制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频繁见诸报端；这样的拆迁制度已然沦为剥夺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制度性工具，成为激化社会矛盾和影响社会和谐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因为相关法律制度的欠缺，“钉子户”事件层出不穷，城市发展成本加大，而钉子户事件所引发的示范效应也在不断扩大，这在大幅提升城市建设成本的同时，也引发新的社会道德与社会公平问题。如此拆迁制度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个体性悲剧，更大大提高了社会管制的成本，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管制危机。 00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7年《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2007年修订的《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保障被征收人居住条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宪法和法律的上述规定，对房屋的征收施加了严格条件：即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必须给予公正补偿。 正是在此背景下，《条例》所确立的制度规范与上位法的冲突越来越明显，与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