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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涉足犯罪学研究的感受 4）犯罪预防控制除了需有正确的原则、理论、方针、政策等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科学有效的操作实施方法。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一本名著――威廉?克利福德的《发展与犯罪》③中就提出了一系列的犯罪预防工作中的科学管理与操作要求，包括目标选择、测评核查体系、资源保证、成本效益计算等等。而我国学者也认识到，预防犯罪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系列的措施保证落实，否则方针、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可核查性，会全成空话；（5）犯罪的原因包括社会―生理―心理等多方面是多因素的，是复杂的，因此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产生犯罪的论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犯罪的原因，是因为“窗子开了有苍蝇飞进来”的论断，以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犯罪是旧社会残余”的影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等等说法都是错误的。以上这些现在看来都是近常识的论断，在当时却是打破了意识形态与教条主义的桎梏的惊人之语，也是对传统的政治说教的巨大挑战。例如传统观念认为, 预防犯罪主要是控制私欲、私念，要求人人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不但在一定历史时期上做不到，而且，更引起我们深思的是，根据诺贝尔奖主经济学家G. S.贝克的研究而发展出来的犯罪经济学正是建筑在人人利己之心上，利用经济机制抬高犯罪成本，减少犯罪所得，将人人都有的自私之心引导去预防犯罪，犯罪经济学所提的一些措施也被实践证明为有效。这就不能不对传统的政治论理说教有所冲击。④ 　　应该说明的是，当时犯罪学的研究全面铺开，有着大量的有价值的成果，以上我说的也就只是一个从事实际工作部门的人，感受到的几个突出点。要知道，所有这些成果都是“来之不易”的，它是通过激烈的斗争后才取得的，仅举数例：中国青少年犯罪学会1987年平顶山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有公安大学的教师根据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发展的趋势，预测今后相当长期内犯罪将持续增加。此言一出，有的同志就认为是污蔑丑化了社会主义社会，要将他告到中宣部去，而与会的某部长也在大会上说：“经济上升、犯罪增加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我们社会主义的规律是相反”。后来，亏得张黎群会长讲话说：“此会由我主持，若有当诛、当杀之处全由我承当，学术讨论应该自由，不宜干涉”。此事才算告一段落。当时，在学界引起另一争论的是福建学者肖建鸣的“同步论”（即在我国，犯罪将随经济增长而增长），他与其他同观点的人的论点，也遭到围攻。在中国公安大学的重点课题《中国现阶段犯罪研究》研讨中涉及到今后犯罪的走势时，争论激烈不休，持犯罪将大幅度走高观点的人，遭到许多人的强烈反对，甚至还有行政的干预，最后，该课题的结论，不得不加以修改作出妥协，在犯罪增幅上降低，而且确定了期限，认为在一定时期后犯罪会下降。当时斗争虽很激烈，而且反方还有一定权势、行政方面的后盾，但科学的论断终能战胜，这就全凭当时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环境，真理就得以在不断争辩中确立，真正的科学的犯罪研究也得以蓬勃展开。 　　二、求真务实曲折路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短瞬即过，但犯罪学研究仍不断取得成果，我想原因之一是80年代开放、争鸣的局面产生的惯性推动力会一直延续到90年代。我看到的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公安大学的《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周路的《当代实证犯罪学》等等，其资料都起始于80年代的积累，而成书于90年代。此外，80年代培养出来的一批犯罪学家，90年代也都成了主力骨干，我回顾起来，感到90年代的犯罪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有：（1）将现代心理学运用到犯罪研究上来，90年代不但犯罪心理学的著作纷陈，而且心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广泛运用到犯罪对策的实际运作上，如监狱管理上的罪犯测评、侦查破案中的心理学分析（心理画像）、预防犯罪中的心理咨询等等。我特别感到其中的重大意义是：犯罪心理学的发展是对教条主义的政治灌输和意识形态滥用的巨大冲击。现在当教师、家长发现学生有不良倾向，可能犯罪时，更多的是去求助于心理咨询人员，而不是去求助于政治思想教员，这也就反映出一个重大的进步，群众从实际中作出了选择。同时，我注意到我国犯罪心理学的发展也是紧跟着国际犯罪学发展趋势的，据我了解：国际上近20―30年来犯罪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从生理―心理方面去探求个体因素对犯罪产生的影响（有别于过去的过分着重于研究社会因素对犯罪产生的作用）; （2）但在90年代，我国犯罪学的研究也特别注意到此期社会转型中的种种激烈变化，并将之与剧烈增长的犯罪联系起来。此期研究的课题有：“社会转型期的犯罪”，“收入分配差距与犯罪”，“农民工进城与犯罪”，“失业、下岗、闲散人员与犯罪”等等。在90年代初，当政府还讳言我国社会中存在着“失业”（不称为“失业”而称为“待业”、“下岗”，这样称呼也有一定的有利之处。但从犯罪原因看，可归为一类）、“分配不公”等严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