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周伯勋银幕前后.docVIP

我父亲周伯勋银幕前后 　　2009年3月，在纪念“左联”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笔者有幸见到了周扬、夏衍、冯雪峰、丁玲、周文等“左联”人士的子女，其中还有周伯勋的儿子周治平先生。周治平先生的叙述，让《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庞浩公、《武训传》中的张举人、《鸡毛信》中的“猫眼”司令等角色，再次活生生地出现在笔者眼前。而这些角色的塑造者周伯勋，是一名杰出的演员。我国早期无声电影《玉堂春》中就有他的角色，那是他正式踏进影坛的第一部作品。此后几十年，他在几十部电影中扮演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但他不仅仅是一名演员，早年即在文艺界领导人阳翰笙直接领导下，积极投身抗日，与田汉、聂耳等在战斗中结下深厚的友谊；他还根据党的指示，活跃在电影界、戏剧界，并把获取的一些情报通过弟弟周伯涛快速交给我党高层领导，是一名潜伏在影幕后的红色蝶报；解放后，他一度担任过国泰电影制片厂厂长，在周扬、夏衍等领导下工作。此后一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兼制片主任，相继拍摄了《武训传》《聂耳》《尤三姐》《望江亭》等影片。因为周伯勋曾经拒绝过江青当基本演员和任主角的要求及了解她的一些丑史，“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政治迫害。去世后，海内外许多主要媒体发了消息，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周伯勋一生丰富曲折的经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只能掀起历史的盖头，借助他儿子的回忆探寻这位历史人物。 　　结识田汉，在阳翰笙直接领导下工作 　　我的父亲周伯勋，1911年4月22日生于古都西安。1929年他来到上海，经同乡郑伯奇介绍，考入创造社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中文系学习，次年即加入田汉主办的南国社。田汉是我国杰出的话剧、戏曲、歌词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更是一位卓越的文艺工作领导者。他早年留学日本，成立创造社，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我父亲参加南国社不久，经田汉、郑伯奇介绍，又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从此走上为革命为艺术献身之路。 　　1931年，我父亲和田汉等一起创办大道剧社，任演员兼总务组长。“九一八”前后，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地，演出了《火的洗礼》《SOS》《乱钟》和《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进步戏剧，颇受大、中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的欢迎。当年共产国际的刊物上也专门发文介绍，赞扬他们为积极抗日所做的演出。大道剧社成员还积极推动上海各大学及部分中学的爱国戏剧活动，组织学生抗日示威游行。此后，引起上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剧社活动越来越困难了。 　　20世纪30年代初，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共产党派大批干部深入到各个电影制片公司。1933年，我父亲周伯勋协助田汉、阳翰笙创办艺华影业公司。阳翰笙是我国著名的编剧、戏剧家、作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四川高县人，1927年年底参加创造社。1928年初起陆续发表小说，并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艺理论的文章。1933年起创作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逃亡》《生之哀歌》《生死同心》《夜奔》和《草莽英雄》等。抗战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等职。在艺华影业公司，我父亲任总顾问室秘书兼演员，在阳翰笙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6年西安抗日风起云涌，我父亲应邀返西安，任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西安实验剧团副团长兼导演和演员，他导演了话剧《春风秋雨》《未登记的同志》《日出》和《雷雨》等，为我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当时演出就在我祖父开的阿房宫大戏院上演，票价很低，为的是让更多百姓都能来看。期间，我父亲多次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1938年10月，根据阳翰笙的要求，我父亲离开西安到重庆，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兼剧务科长。他还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文艺组副组长，受到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多次接见和指导。 　　1940年初，中国制片厂拍摄阳翰笙编剧的《塞上风云》时，剧务主任是我父亲，他和导演应云卫率领摄影队去内蒙拍外景。离开西安后，西北王胡宗南派人装扮成绿林好汉，多次恐吓威胁他们，意欲阻止他们去延安。但他们多次粉碎了胡宗南的阻挠和破坏，快速而坚定地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其实，临行前，周恩来给他们开了介绍信并叮嘱他们：去延安后，一个都不许留在延安，以免给国民党顽固派落下话柄。当我父亲他们特意绕道延安后，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和招待。冼星海亲自为他们指挥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我父亲和应云卫在延安的欢迎会上，作为国统区电影界代表发言致谢。此行对他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田汉、聂耳的友谊 　　从1932年初到1935年聂耳去日本，是我父亲和聂耳往来最密切的时期，那时他们都是爱好文艺的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