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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深刻关怀现实社会的知识贵族 　　林毓生先生，1934年生于沈阳，7岁时移居北平，14岁随家人迁入台湾。1958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60年赴美深造，197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任维吉尼亚大学访问助理教授。1970年开始执教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于2004年退休，改任该系荣誉教授。 　　尽管早期林毓生先生师从哈耶克攻读西方思想史，但因其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注，所以研究领域集中于中国思想史。他先后写作出版《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热烈与冷静》、《从公民社会谈起》等著作，为中国社会文化的重建提出建言。 　　采访林毓生先生是在北京大学的芍园，其时，他正在和清理房间的工作人员商量可否帮助打扫，他一再叮嘱工作人员要注意安全，而且说： 　　“不要因为我，或者一位当官的，你就必须要听从，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他与工作人员对话的语气是家常且随和的，甚至透露出一位75岁老人的絮叨，但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的学者，他的话语和态度无不体现着对“自由”与“公正”的坚守。 　　在采访过程中，林先生会一再取出纸和笔来就某个词来做解释，对于自己的观点陈述，他措词认真并且到了“顶真”的地步，但思维却异常的敏捷，经常会捕捉到谈话中的一些可能的歧义，于是又会很仔细地解释。 　　作为中国思想史的大家，他对历史作出评判时，更愿意选取批判主义的态度。以期对现实社会有更好的镜鉴，而不是简单的颂扬。 　　 　　物质和技术的进步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 　　 　　《中国改革》：作为近代历史思想史的学者，您怎么认识中国这六十年的变化? 　　林毓生：谈到六十年的发展，我认为应该分成二部分来说。也就是建国后的三十年到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1949年建国后，可以说整个民族都在完成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那是理想主义的三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当时的理想目标，在这个目标下，我们要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世界的问??，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问题，这是一个伟大的设想。当时的领导人认为我们有这个能力，全国群众也相信并且认定为了这个理想而牺牲是有价值的。但是，乌托邦不可能实现，这也酿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悲剧。 　　而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是对前一个三十年的怀疑甚至反弹。大陆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价值观的急剧变化，现在大家把“赚钱”作为价值观，并且一些接近地位、权力的人强化了这种现象，这就产生了腐败的问题，同时将社会文化变得庸俗化。 　　《中国改革》：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是否能为建设社会文化提供一个好的准备?您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最需要的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林毓生：物质和技术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也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法治和民主。工具文明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的文明政治生活的实现。二十世纪的西方是十八、十九世纪非科技因素的启蒙思想与科学工具相结合的产物，而企图通过技术的昌明来完成制度的建构，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罢了。 　　我还是觉得，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对人类有一项重大的贡献，有世界性的意义，那就是西方宪政民主的思想。 　　当然，中古以来演变出来的契约观念对于法治的建立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西方有识之士的共识之一是：没有欧洲中古封建社会政治权力分散与多元的历史背景，很难想象近代宪政民主所依靠的法治思想能够出现。 　　我这里所说的法治是指法律主治(rule of law)之下的法律，不是以法治国(rule by law)之下的法律。改革应该先从建立法治开始。法治的首要意义是：宪法本身需要根据法治原则建立。合乎法治原则的宪法必须符合法治背后的原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可以平等地应用到每一个人身上；必须具有抽象性，不为任何人或团体的具体目的服务；分立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者均须经由法律界定与限制；国家有义务平等地保障境内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因为中国没有法治传统，所以只能慢慢来。但慢慢来不是不来，更不可背道而驰。 　　《中国改革》：对于建设法治社会，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林毓生：先从教育、文化入手，如果三分之一的中国公民对于法治都有基本的理解，这种理解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之所以用公民二字，不用人民二字，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中，“人民”是集体主义的符号。 　　 　　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建基于传统 　　 　　《中国改革》：您写作出版《中国意识的危机》，这本研究五四时期的著作在国内引起广泛的关注同时引发争议。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我从写作到出版，用了10年的心血。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1986年译成中文。我是带着关心中国问题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