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捐献遗体前前后后.docVIP

母亲捐献遗体的前前后后 　　一 　　 　　1985年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70多岁的老母亲拉住我说：“人死了以后，一下子烧掉怪可惜的，还是捐献遗体好，遗体可以解剖用作医学研究，有些器官还可供移植救人。”原来，母亲在电视上看到介绍我国现代医学缺少遗体进行人体解剖研究的报道，遂有了这个想法。母亲说：“我死后，不如把遗体无条件地捐献给国家，也算是我这个平民百姓最后为社会作点贡献。”我听后对母亲连连摆手：“你让我去捐献没有问题，可你捐了，别人会骂我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儿子。”母亲却温和地一笑：“只要我活着的时候你对我尽孝就行了，死了再尽孝那是做给人家看的，是假的，再说是我自己要求捐献的，你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就是对我尽孝了。”母亲又对我说：“如今火葬场客满，墓葬逐年扩张，小房子越盖越大，我最看不惯。捐献遗体我早已动心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捐献遗体成了我们母子俩经常讨论的话题。报纸报道有的人生前办理了捐献手续，去世后却因小辈不理解而无法实现，于是母亲开始做我的思想工作，动员我与她一起去办理捐献手续。她说：“你有那么多慢性病，将来给医生研究研究，也能推动祖国医学早日发达。”我为母亲这种无私的品德深深感动。1986年初的一天，我们母子俩一起领了遗体捐献证书，成了当时人数不多的国内第一批捐献遗体的志愿者。当我看到母亲拿着封面鲜红的捐献证书，显得非常高兴的样子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呵，她真是一位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母亲！ 　　 　　二 　　 　　我母亲方雅娣，生于浙江慈溪一普通农民家庭，她天生丽质，性格温和善良，但她命运坎坷，9岁就没有了生母，后来又先后失去父亲和兄妹，为了生存，1930年16岁的她来到上海寻找工作。经人介绍，母亲结识了当时大红大紫的电影明星夏佩珍，在她的推荐下，去了一家私人开的电影公司当临时演员。但是这家电影公司热衷于拍武侠片，母亲瘦小体弱，经受不了整天打打杀杀的气氛，再加上公司里有些人员行为不轨，对年轻女性动手动脚，吓得母亲早早离开了影片公司，后来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个忘恩负义的败家仔，结婚不久，就再也找不到他了。已怀孕的母亲为了生存，只能在织布厂做临时工。 　　后来母亲生下了我。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望穿双眼，等来的却是丈夫的一纸休书。坚强的母亲并未对生活失去信心，带着我在老西门附近租了一间五平方米不到的阴暗灶披间，靠帮人家洗衣服来维持生计。母子俩没有一个亲戚，也没有社会关系可依托，为了给我全部的母爱，母亲从此再未嫁人，与我相依为命整整54年。至今我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由于缺乏营养，我六岁时得了百日咳，之后发展成哮喘和肺气肿，一直体弱多病。母亲常常风里来雨里去地背着我上医院，平时总是挖空心思做一些价廉物美的“美味佳肴”来给我补身子。 　　上世纪50年代，母亲进了街道托儿所当保育员，由于对孩子护理有经验，多次受到所领导和家长们的称赞，但为了能多挣钱来给我治病，她在业余时间仍然帮人家洗衣服。我从里到外的衣服、鞋子也都是母亲做的，有时我一觉醒来，看到她还在为我编织毛衣。母亲性格开朗，就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不见她愁眉苦脸。母亲知道在她的影响下我也成了一个影迷，于是她千方百计在每月生活费中省下一毛钱给我零用。我用五分钱看学生场电影，四分钱买支棒冰，剩余一分便是储蓄了。而每逢要给我做衣服，被母亲带着去老西门买布料，则是我最难捱的“苦役”，跟着母亲走了一家又一家布店，走得精疲力尽，是为了选择最便宜的布料。在我读初中时，母亲带我到“南洋桥”上过一回馆子，那五毛钱一荤一素一汤，饱餐一顿的“奢侈”，我们母子俩许多年后仍然津津乐道，可惜这是唯一的一次。 　　上世纪80年代，我与母亲高高兴兴地乔迁到浦东上南新村。母亲最爱的宝贝是那台用10年积蓄买来的黑白电视机；她最喜欢看讲述老百姓故事的电视纪实片。每当看到曲折感人的情节，她就会忍不住洒下同情泪。她感叹：“这世上有多少人比我们还苦啊，可惜我老了，不能帮人家什么了。”有一次她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一户人家，父亲病故，母亲没有工作，10岁女儿的书杂费也交不起，母亲一定要我打听到他们的详细地址，让我寄20元去。母亲常对我说：人啊，一定要有爱心，人活一世不容易，能帮人处且帮人。 　　晚年的母亲遭受多种疾病的折磨，1997年9月，83岁的母亲显得那么脆弱，轻轻的一跤就把她击倒了。临走前不久，母亲拉着我的手说：“捐献遗体是我的最高荣誉，我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你没有一个亲戚，也没有一个社会关系，还有那么多疾病，唯一希望你能坚强些，好好活着。”一个多月后，母亲静静地走了。复旦医大遗体接受站特意剪下她的一缕白发，挽成一个3厘米见方的“83”（即83岁）图样，装在一个透明盒里给我留作纪念。我觉得，这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大财富。 　　 　　三 　　 　　母亲捐献遗体的愿望实现后，我听到了不少风言风语，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