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未名湖畔哲学名宿.docVIP

汤一介未名湖畔的哲学名宿 　　 哲学家汤一介的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父亲是北大前副校长、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其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论稿》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夫人乐黛云是开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大家。从小深受父亲影响、家学深厚的汤一介,有着怎样的思想经历和人生历程呢? 　　 　　家学人文风的熏染 　　 　　北京大学校园内,朗润园静谧而祥和,明丽的阳光倾洒在波光粼粼的未名湖上。一幢白色楼房前,笔者摁响了汤一介先生家的门铃。 　　一进门,乐黛云教授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在这个书房兼客厅的房间里,环壁皆书,汤先生坐在阳光里。他身着绛红色缎面中式上衣,温和中透着刚健。 　　自称以学生教授或教授学生的身份听过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课程的季羡林,曾经这样描述汤用彤先生:“不为物累,待人宽厚,处世公正,蔼然仁者,即之也温。”从汤一介先生的身上能找到其父的遗风:温文儒雅,语速从容。但谈起他大半生为之倾心的哲学来就滔滔不绝:“什么是哲学?哲学是追问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特别是二者关系的问题。比如印度哲学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各种因缘和合而成的结果,缘尽消散,宇宙也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也可以消散。各种文化都有不同的表述方式……” 　　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在世代宿儒的大家庭中自由自在地成长,父亲汤用彤虽然是学贯中西的哲学家,对子女的教育却是身教多过言传,且没有过多地逼迫孩子们读书。不过,天资聪颖的汤一介受父亲的影响,早在读高中时便梦想着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能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式的教条主义在中国哲学界横行,这种现实距离他哲学家的目标如有渊底云端之杳。汤先生说:“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只有马、恩、列、斯、毛这样的领袖才能称为哲学家,我们只是哲学工作者,只是对领导人的思想进行解释,思想上受到时代的很多约束。上一代人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对四书五经都是能背诵的。父亲二十岁出国,可以说融通中西。而我们这一代没有打好国学底子,又没有那么长的留学经历,先天后天营养都不足,所以我想大概???也很难成为一个哲学家。”这是汤先生自谦,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学人共有的缺陷。愤懑之后,汤一介熄灭了哲学家的梦想,自愿或半自愿地做了“哲学工作者”,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宣传员”。 　　 　　破冰研究――“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考虑问题” 　　 　　1980年,经历了“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汤一介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走过那个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的年代,汤一介已经不愿再与政治有任何瓜葛,而是要成为一个思想独立的学者。“从事哲学工作首先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否则,哲学就变成了死哲学。”在很多人心灵滞塞、头脑僵固的时候,汤一介决心突出重围,走出哲学研究的困境。 　　他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综合各家所言,提出了一套中国哲学范畴体系的构想。 　　他继承父亲魏晋玄学的家学,1983年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打破过去唯心唯物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为讲哲学历史的时候应着力发掘前一个哲学家解决和留下的问题,找到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他提出,并不是说唯心的都是错的、反动的,有些推动历史进程的观点也是唯心主义者提出的。此书虽没有完全摆脱唯心唯物论的束缚,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算是一个破冰的研究。多年后,汤先生风趣地回忆当时如饥似渴的研究:“失去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后,就像女人裹过小脚后再把脚放大一样。” 　　1981年春,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选修课《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那是一个对知识渴求的年代,经常座位紧张,学校往往要发听课证才能解决学生抢座的问题。 　　学术的春天来临之后,他收获了金秋的硕果。其《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绕不开的著作。 　　1984年,以北大哲学系为核心,学界酝酿筹组了民间性的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宗旨是“继承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七十多位海内外学者被聘为导师。书院没有学科之间的分际,导师也无身份和等级差别,思想开放活跃。 　　书院举办了四届反响巨大的“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数万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场面蔚为壮观。中国文化书院被公认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推动力量和具有代表性的一派,对当时的文化启蒙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东西对话――留住中华文化根脉,铸造大同社会理想 　　 　　1983年,汤一介赴美在哈佛大学访学半年时间,正赶上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这次大会首次设立了中国哲学圆桌会议。汤一介赴会,在此遇到了杜维明等一批现代新儒家。当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