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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社会转型期女性政治参与中的矛盾与困惑 　　摘 要: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的转型时期,新旧体制正在加速转换和更替,这个时期对女性参政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不论是社会大环境还是女性自身,都存在着很多的劣势。本文采用社会性别视角,对于我国女性在平等追求政治地位、权力资源时遇到的障碍及困惑,从女性诉求与男权文化、女性素质与参政能力、个体自由与政策保护、法律硬度与操作弹性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参政女性;矛盾;困惑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12-0016-003 　　 　　 　　调查显示,在政治和社会参与方面,妇女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度、妇女政治参与程度以及社会对妇女参与高层决策的期望值都有所提高,但是,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决策的程度仍然偏低,就全国人大代表而言,从1978年的第五届到2003年的第十届,女性代表一直都在21%左右徘徊,尽管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妇代表数占到了22%,但涨幅仍然太小,总体比例仍然太低。剖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女性诉求与男权文化的碰撞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女性政治、经济等社会地位的提高,带来了她们对自我的探索和对个人权利的诉求,女性不再安于被想象、被思索和被决定的客体地位,她们努力成为主动想象、思索和决定的人,她们渴望在政治舞台上享有和男性平等的权利。然而,我国是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贯穿于封建社会始终的基本政治制度-宗法制,基本原则就是包括男权至上、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内容。这种男权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化到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之中,积淀成一种心理定势和潜在意识,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偏见和性别歧视,对妇女参政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一方面是传统性别分工对女性参政的牵绊。传统性别分工既导致了性别刻板角色的形成,又强化了带有偏见的性别文化,并且造成了女性对男性经济上的依附。我国传统文化中男女两性的发展主要受到父权制度的影响,它包括性别分工制度和父权家庭制度。早在《周礼》中就第一次用条文形式对两性的活动空间进行限制,将社会分为“公”、“私”、“内”、“外”四个领域。国家为“公”,家庭为“私”,在家庭内部活动空间为“内”,在家庭外部活动空间为“外”。“公”与“外”是男人的事业和场所,“私”与“内”是女人的职责与场所。“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就形成了父权制度下对男女两性的角色定型,“家庭主妇”和“贤内助”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而对于领导、指挥、统帅、权力这些字眼就全是作为男子追求的目标。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塑造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对于女性的角色评估,始终处于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之下。虽然在我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吕后入主朝纲、武则天当女皇、慈禧“垂帘听政”,但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始终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质疑,传统社会视“权利”为与女性毫不相干的东西。妇女在这种传统角色定位下,普遍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而这种家务劳动往往被无价化,由此形成了潜在的男女不平等经济因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性经济地位的下降。[1]经济地位是基础,政治权利是保障。经济上依附于人,便不能保障维持自身发展需要的物质条件。根据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基本生存的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物质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如果这个需要都得不到满足,那么像参政这种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只能是一句空话。 　　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对女性参政的阻挠。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娜?波伏娃曾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2]在塑造女人的各种力量中,社会舆论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受男权文化的影响,大众传媒对妇女参政形象和家庭关系有着过多的负面宣传,塑造了一个个“女强人事业成功、家庭不幸”、“疲惫不堪、顾此失彼”的女干部形象,事业有成的女性领导往往被描绘成家庭或个人生活不幸,而这种不幸是由于她们忽略了家庭责任而造成的。这不仅增加了参政妇女的心理压力,影响了妇女参政的家庭支持,也影响了妇女参政的后劲,使年轻一代对妇女参政望而生畏。另外,媒介对女性形象表现刻板化,尤其是对女性领导形象塑造存在着种种偏差,且明显呈现出性别歧视倾向,大体可分为办事果断、手段刚强的“男人婆”型,玩弄权贵、利欲熏心的“女妖魔”型和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贤内助”型。这种形象宣传,潜在影响了女性参政的自我认知,亦影响了社会公众对女性参政的正确认知和评价。[3]一直以来,社会公众对女性领导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偏见。这种偏见来自于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和新闻报道、影视作品中参政女性的形象认知。人们普遍认为从政不适合女性,她们承担不了从政的重担与风险。对“主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