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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陈凯歌电影的转型 　　摘要；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陈凯歌的创作历程经过了一个由“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转变，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他对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如《黄土地》、《霸王别姬》和《无极》)的演绎。也许这种转变是“第五代’导演共同面对的两难境地，而它在陈凯歌导演的身上表现得尤为艰难。 　　关键词：陈凯歌；人文情怀；商业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J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2-060-02 　　 　　在中国银幕上异军突起的“第五代”导演作为一个蔚为壮观的电影艺术群体，为中国电影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出现不仅给中国电影史刻下了一个醒目的坐标，而且拉开了中国电影为世界所瞩目的帷幕。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陈凯歌的创作历程经过了一个从“文化”范式走向“商业”范式的转变，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他对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如《黄土地》、《霸王别姬》和《无极》)的演绎。也许这种转变是“第五代”导演共同面对的两难境地，而它在陈凯歌的身上表现得尤为艰难。本文从人文情怀的思索、寻求平衡点和走向商业范式三个阶段来论述陈凯歌电影从“文化”范式走向“商业”范式的转变过程。 　　 　　一、人文情怀的思索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人们远离了“左”倾思想束缚，开始对历史与文化进行一种反思。这一时期，中国电影也走向了一个高潮，开启了第五代导演的影像美学阶段。在整个大文化背景下，经历十年浩劫的陈凯歌，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艺术功力，开始用电影反思社会与人生。1984―1991年问，他共创作了《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和《边走边唱》四部电影。陈凯歌在作品中“提出并探讨某些重大的人文主题。他总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审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追溯这种生存状态积淀的文化传统，在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拷问。政治批判的锋芒常常在刻意营造的视觉造型和声音造型中寓以复杂多变的涵义，直接用镜头或镜头段落作哲理性思辩”。 　　《黄土地》是本时期的代表作，主要叙述八路军战士顾青为搜集民歌来到陕北，却未能改变在黄土地上长大的翠巧的婚姻悲剧的故事。影片中设置了鲜明的意象，如广阔无垠的黄土地、气势磅礴的黄河，还有许多民风民俗的描写，如对迎亲队伍、腰鼓阵、求雨场面等的展现。它们和人物紧密结合，成为整个银幕形象的重要构成。本片注重色彩表意作用，颜色的整齐单一象征了思想上的墨守成规。几个近乎静止的画面反复叠化，突出了构图对内涵意义的凸显，并寓之以深刻的文化意味。在这里，陈凯歌利用整块的画面色彩与经常重复定格的画面，形成时间上“无限”延宕，从而给观众心理造成沉闷与压抑感，引起观众思考整个影片的深层意义。“黄土地”的象征意义就在于那种沉积在民族文化深处的保守性格和无法挣脱天命的悲剧感。但影片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明显体现着现代理性精神的结论上，而是更深层地表达出对“黄土地”的复杂感情。这是通过电影里两个大场面的对比表达出来的，即安塞腰鼓和农民祈雨。这两个场面不仅表现出黄土地民众的愚昧守旧，更表现一种原始的生命力。影片想要展示出原始与觉醒都是中华民族性格的成分，也是这片“黄土地”上生成的民族文化的必然的两面。而影片结尾憨憨在求雨的人流中逆向奔跑的情景，正象征着他在投向一种新的人生，似乎也在暗示着那种长期被压抑在古老黄土之下的年轻生-命力必有被唤醒并进发而出的一天。 　　之后，陈凯歌又创作了《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作为这一时期文化思考的继续。《大阅兵》以阅兵训练为题材，反思在新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中个人价值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孩子王》中，陈凯歌将焦点指向中国僵化的教育机制，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边走边唱》延续了陈凯歌电影极端风格化的特点，探讨个人与命运的关系。这些作品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成为陈凯歌追索历史与现在、个体与整体关系的载体，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主体意识去关照我们的生存境遇，剖析历史和传统的重负对人的精神的制约与影响，表现出深沉的历史思考和敏锐的哲理思辨色彩。但大量的象征和隐喻使得影片晦涩难懂、沉重压抑，与广大受众拉开了距离，结果票房惨淡。 　　 　　二、寻求平衡点 　　 　　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了汹涌的文化市场化大潮。电影生产与发行机制开始转变，影片发行量的大小和上座率的高低开始与电影创作者的荣辱和生存息息相关。在电影被迅速推向市场的过程中，导演们也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定位。以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人文电影在大众文化语境和市场的冲击下，不得不为自己的人文理想唱响挽歌。在作个人化电影探索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商业化运作，寻求艺术与商业间的平衡点，将自己个人化的风格与电影的商业性观赏因素结合了起来。 　　为了弥补电影与观众之间的脱节，陈凯歌转向了对电影综合元素的把握。1993年的《霸王别姬》是陈凯歌电影由艺术走向商业的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