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进步性与辛亥革命必然性.docVIP

清末新政的进步性与辛亥革命的必然性 　　清朝统治者的两难困境 　　 　　众所周知，清朝统治者来自关外满族，入主中原之后，自身的汉化程度逐渐提高，国家治理方式采用儒法兼用的汉人传统模式，但在权力分配与支配上，清朝以防范汉人作为基本国策，满汉矛盾虽在表面上渐呈之势，满、汉两族各自的记忆与情感世界在整体上却未必消失，尤其在西方列强接连东犯，满族统治者主持的清朝不断挨打，丧权辱国频频发生，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对学习西方的改革“洋务运动”并不怎么专一和投入，还把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变成宫廷政变的牺牲品，让改革救国的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梁师徒流亡海外，汉人群体就不难把中外差距所导致的败象迁怒于满族统治者，“夷夏之别”的历史偏见随即触发，当反满志士振臂高呼时，排满浪潮就不难成为“无理由之宗教”。至于这样的迁怒是否合理，如果是汉人当朝，中国能否从容面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强者，能否保证比满族统治者要好得多，时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设身处地去考虑。 　　在“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危局面前，以防范汉人为基本国策的权力分配体制的确容易刺激汉人的民族情感，甚至以种族主义的话语质疑满人统治的合法性，使反满民族主义思潮随着国族危机的加深而同步高涨，这是事实。另外，面对西方列强屡屡得手，君主专制的诸多弊端也容易彰显，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于“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老技，怀抱“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就有可能跨越小农文明所派生的个体权利意识淡薄等国情缺陷，以救亡图存的名义呼吁和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甚至不惜以革命的手段摧毁君臣之防，启动民权政治，实行革命建国，直接导入宪政体制。凡此种种，对于本来就缺乏内心自信而且满族皇统已逐渐衰败的清朝统治者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考验，如履薄冰。如果国人从西方列强身上学来全新的政治体制，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立宪制，是否就能皆大欢喜，恐怕也是问题。清朝统治者以国情为借口拖延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固然欠妥，最后吃亏的还是清朝统治者自己，但君主立宪制或民主立宪制确实需要相应的国民素质与社会基础，好事多磨，否则，就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清末新政是“真改革” 　　 　　晚清统治者所主持的“新政”（包括预备立宪）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是发生于同一历史时空中两个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非同小可。至于怎样看待二者的价值与作用，后世研究者也是见仁见智，聚讼纷纭。 　　曾几何时，史学界大都强调暴力革命而忽视清末统治者的改革成效，许多辛亥革命史与近代通史论著要么对“新政”不屑一顾，鲜有提及，要么照搬当年革命文豪陈天华的思路，斥责“新政”为“假维新”、“伪变法”，充其量作为辛亥革命的一个背景，轻描淡写地提一下“新政”之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作用”。近十余年来，基于改革开放的现实感召，加上中外学术交流的展开与史学研究的深入，以中国早期现代化为视角重新审视清末“新政”的论著不断涌现，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与有关真相也渐次浮出水面。可以说，近十余年来，我国史学界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清末“新政”研究的突破。不过，在价值评判的层面上，又有人以批判“激进主义”、倡导“权威主义”或“保守主义”为名，偏爱改革而轻视革命，惋惜“新政”的中断而指责暴力反清斗争乃多此一举，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必要性和合理性，由此引起的学术纷争也就在所难免。有的研究者过于夸大清末新政的成果，避而不谈清朝的预备立宪是怎么发生的，梁启超、汤化龙、谭延?、蒲殿俊等人又是怎么对清朝绝望的，以为是辛亥革命搞乱了，搞错了，好像清朝末年就不乱，好像“光绪四十二年”的立宪预期就一定能包你满意，中国就一定能建成一个受人尊重的君主立宪之国，这样的论断抛开了历史的真实场景，很不合适，把复杂的历史处理得过于简单化，结果使读者无所适从。 　　应当承认，经过八国联军血洗京师的沉重打击与奇耻大辱，曾经双手沾满“戊戌六君子”鲜血的慈禧太后在逃亡西安途中所宣布的“新政”并非完全没有诚意，也不是没有具体措施和实际投入。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新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而否定“新政”本身。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新政”中有关改革的深度与成效超过19世纪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这是没有疑义的。正是通过“新政”，中国从传统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迹象才真正出现。经济自由政策的颁发，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现代化的陆军体制、教育体制与现代化人才观也开始落户；现代法律体系与司法制度也开始成型，除了《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相继出台外，《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这三部大法就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