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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国崛起》引出的思考 　　作为“欠发达、欠开发”的省份，贵州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如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富民兴黔宏伟事业步伐，建设和谐贵州，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一直是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纪录片《大国崛起》在央视经济频道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热议不衰。本刊就《大国崛起》引出的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进行综合概括，供读者参考，以期对如何加快贵州跨越式发展有所启发。 　　 　　大国崛起需要理性的、妥协合作的精神，中国传统是否具备这种精神 　　 　　全程参与了这部纪录片工作的总策划之一麦天枢认为，这部纪录片最大的看点首先应该是，让中国公众建立一种基础的人类现代社会的历史理性。这个历史理性就是，现代社会从哪里来，现代社会的起源和走向是什么。对这个事实的认识和尊重，是我们今天面对改革的一个知识基础和理性基础。渴望公众能理解“妥协”这两个字的社会价值和理性价值。西方这些现代国家的建立，其标志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妥协合作的方式，来探寻一种新制度，探寻社会利益分配的一种新形式。 　　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传统、政治惯性，就是一种社会转型为另一种社会时，只有一种方式，就是绝对冲突的、崩溃和再建的模式，从来没有说，转型是通过协商的、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实现的。不要说近百年来，就是中国社会形成以来的几千年历史也如此，所有的惯性和经验都告诉我们这一点。 　　我们的文明是伦理文明，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并且这种道德是绝对化的，或者这样，或者那样，从来没有大面积的社会妥协。它在政治上，表现为一种规律性的周期性的王朝震荡，通过激烈的王朝震荡，荡涤社会风气，摧毁社会财富。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安全度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我们的制度还待建和在建立过程中时，社会提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和理性目标，那就是安全。目前，中国的社会需求是这种安全的需求、政治稳定的需求，那么，我们在传播上怎么能满足这个需求呢?就是让中国观众领会和学会两个字：“妥协。” 　　今天，既然我们确定了要现代化这样一个政治目标，要建立中国式的政治民主，无论这种政治民主是怎样的，它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我们的目标也好，西方的经验也好，都意味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合作和妥协，是成本最低的、代价最小的、效果最好的。有了这种妥协意识，才能寻求和成全一种妥协的制度，民主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妥协的制度。没有这种普遍的社会妥协意识，就不能支撑，不能养育，也不能维护一个试图妥协的制度。 　　 　　大国崛起需要首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 　　 　　影片强调了所述这几个国家的历史不约而同提出一个课题，就是所有紧迫地希望发展的社会，都要求首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这告诉中国，不论解决什么问题，让现有的国家权力软化，一定是得不偿失的。 　　历史事实表明，成为世界性大国的第一步，是要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政权，把这个国家凝聚起来。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是依靠王权。荷兰七省成立联省共和国，形成一个强大的决策核心。后来的英国，伊丽莎白时代集权达到一个顶峰。法国真正的崛起，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是在路易十四的时候，他把法国从一盘散沙的贵族封建制凝聚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所有国家的腾飞，在世界比较中走向领导地位的第一步，都是或者以专制的方式，或者以民主的方式，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 　　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认为，讲到国家的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强调在这个过程中全国性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化必须伴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这样就要建立统一的国家，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还有不可或缺的一面是地方民主自治。忽略了地方民主自治的重要性，必然走向专制，危害国家发展。连清末到英国考察宪政的大臣都知道“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清末新政把推行地方自治列为预备立宪的基础工作之一。地方能够充分自治，正是一些国家能够兴盛起来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西方一些国家从中世纪起，地方民主自治就是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重要制度；公民自由权利得到保护，他们创业的积极性才会高涨起来；这一点，对于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实现地方民主自治，民主宪政才有基础；单纯强调集中，权力没有制衡，无法形成真正的现代国家。 　　 　　大国崛起首先要有国家内部的制度创新 　　 　　影片的编导者们力图说明，所有走向领导性的民族国家，首先都要有国家内部的制度创新。葡萄牙和西班牙非常偶然，是通过战争，又发现新大陆，它们仅仅是以贸易为先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上演的序幕。抢来的黄金并没有推动它们内部经济方式的创新，所以很快就衰落了。到了荷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所以历史学家说资本主义制度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