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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发生病理与矫治法理 ——腐败征候群视域下的比较与启示 蔡宝刚 2013-4-9 22:25:05　　来源：《法律科学》2013年第2期 　　摘要:?腐败征候群理论以“参与”和“制度”为观照轴心，从国际视野比较研究四种腐败类型的发生病理和矫治法理，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和治理我国的腐败问题。面对我国丛生的腐败现象，唯有准确诊断腐败的发生病理，并在法治框架下迈向深度民主化、强化制度反腐价值、讲究反腐策略选择、加强反腐法理研究，才是当下急需端正的反腐理念和有效践行的治腐策略。?　　关键词:?腐败征候群 发生病理 矫治法理　　腐败与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美国学者约翰斯顿提出的腐败征候群理论，从国际视野比较研究腐败的发生病理和矫治法理，启示我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和治理我国的腐败问题。?　　一、腐败发生与矫治的观照轴心定位　　研究腐败的发生与矫治问题首先必须依据一定的核心要素作为考量观照的轴心，由于腐败现象的复杂多样性使得不同学界和不同学者选取的观照轴心殊异较大，而轴心定位是否准确影响着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治腐对策的有效性，“观照腐败的视角是制定治理腐败方略的前提与基础”，〔1〕定位准确会收到“对症下药”和“治病救人”的良效，定位有误就可能导致“看错病”和“吃错药”的恶果。观照轴心的选取与采用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不同的研究方法会选取不同的观照轴心。国际上比较腐败研究的传统方法主要是典型研究和个例研究，前者经常运用统计法和模型来解释不同国家单向度腐败指标上的得分变化，将腐败的差别性概括为腐败程度问题，后者通过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关注描述各种案例，对一个社会的腐败个案提供丰富的细节。这些单线选取数据统计、历史文化等因素作为观照轴心的研究虽有一定的价值，前者如对当今腐败问题研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透明国际组织，通过民意调查每年公布100多个国家的腐败感觉指数，对国际范围内腐败问题的认知和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有益智识，但总体说来都有明显的缺漏。前者的局限性在于对所有腐败案例采用同一模型，这只能说明腐败程度的不同，而对各种不同性质的案例却无特殊反应和对策，过于强调同一性，忽视了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千变万化的特殊性；后者一般不涉及超越时空的系统化比较，过分强调差异性和特殊性，不能形成系统的可以超越特殊案例和地域的深层比较。两者的共同缺陷在于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腐败看成是相同问题，不同社会中的腐败常被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注重腐败现象的量的差别，故难以从本质上把握腐败问题。而且鲜有系统分析比较不同社会的腐败现象到底有什么联系，更缺乏将腐败案例放在更为广阔扎实的学理框架中研究。为此，这两种传统方法依据的观照轴心都不能反映一国真实的腐败原因和现状，在此基础上开出的矫治药方通常是大同小异而殊有对症下药，不能为各国腐败的有效治理提供极具针对性和富有价值的对策，有些建议不仅无益甚至是有害的。　　美国腐败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约翰斯顿认为，腐败是系统性或体制性的，需要挖掘其更为广泛深刻的含义，相对数量的腐败成为次要问题，长期的影响才是更重要的，过去那种用单一的标准将不同国家和社会的腐败分为不同程度的腐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因为各自的情况并不相同。为了对腐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作出更有力的比较回应，“需要了解腐败的根源及腐败根源的差异性。这些对比不只是为了理论兴趣：在瞬息万变的社会里，它们揭示了发展与腐败问题的质的区别而不仅是量的区别”，〔2〕22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地洞悉腐败的本质，“腐败问题如果不与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所发生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就无法真正地得到理解”。〔2〕24而要挖掘不同腐败现象背后的病理根源并寻求不同病理下的矫治方案，就需要在腐败研究的方法论方面予以革新。为此，约翰斯顿在承继比较腐败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折衷的比较法，借鉴两者的研究经验且将两者结合起来，并互相验证以保持研究的客观性。他通过一系列的假设和选择并以笼统的措辞阐明各种概念和其内在关系，运用新颖的比较、有用的简化对腐败现象进行抽象和理想的类型学考察，“它们之所以被奉为理想类型，其目的是为了突出各种模式和联系以便作更细致的研究”，〔2〕40并用多学科、综合性的比较方法对腐败进行国别比较研究，把具有共性的相关国家编入相应的分类，从预计会形成社会腐败问题的各种条件中找出差别，提出四类反映普遍所经历的腐败征候群，采用国家层面的统计指标和组群分析法对四组预计对象进行论证，从而更加清晰客观地分析腐败问题。　　基于方法论的转换，约翰斯顿认为“最有效的比较不要只强调腐败的可见数字，或只强调腐败的各种手段诸如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滥用官职任命权，或只强调文化多样性。相反，最重要的比较存在于更深的层层之中----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并连接这两个领域的参与形式和制度强势”。〔2〕7为此，腐败征候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