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现的法律与隐在的法律.doc

显现的法律与隐在的法律 　　20世纪初期发生的哲学上的“语言转向”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西方哲学史乃至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事件。语言学的新方法对其他学科来说有着范例甚至模式的价值，目前对语言问题感兴趣的学科日益繁多，以语言学家所倡导的那种精神开展人文科学研究渐成潮流。及至法学领域，自奥斯丁以降，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分析法学问题的研究进路日盛兴隆。众所周知，当今各国的法律主要是以语言作为载体表现出来的。诚如休谟所言，法与法律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形式”。法的世界肇始于语言，法律语言与概念的运用，法律文本与事相关系的描述与诠释，立法者与司法者基于法律文本的相互沟通，法律语境的判断，等等，都离不开语言的分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法律者在其职业生涯的每时每刻均与语词、句子和文本结下不解之缘。之于法律者，语言不仅是理解不语的客体之当然实用工具，其本身也是法律者工作的核心对象。质言之，法律者捉摸具体的语言产品，且寻找对应其他文本之物。”然而，所有的自然语言都含有许多模糊谓词和家族类似性概念，法律语言也不例外。如学者所言，“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根本就无法确定一个只有少许头发的人到底是不是秃子，一个乱涂乱画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不是艺术，一个赔偿是不是公正，或者一个程序是不是正当。”加之法律语言与现实之间可能存在着隔阂：因为，定义诸如“法人”、“权利”，或者“责任”这些词汇的最初的努力揭示，这些语词与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绝大多数日常用语则与其对应物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我们在定义日常用语的时候，也会指涉到它们。没有什么能够简单地“对应”这些法律词汇的存在，并且，当我们试图定义它们时会发现，在我们用来详细说明各种人、物、身份、事件与程序等(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的)定义中所提出的表达，从来都不是这些法律词汇的精确的等同物，尽管它们通常以某种方式与这些法律词汇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语言学的视角对法律进行分析以便清晰地指出其确切涵义就成为一种必要。本文中，笔者写作的意图正是在于通过语言学的分析，揭示显现的法律与隐在的法律之区分，进而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真实性的法律，以及如何确定真实性法律的存在标准? 　　一、作为文本的法律 　　“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在人们的交往中，符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类通过对符号的建构，架设起了交流沟通的桥梁，进而为人类的理性生活提供了基本的框架。正因此，“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符号思维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以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正是在此意义上，卡西尔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以此区别于“理性的动物”。根据卡氏的论点，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惟有以符号为指引，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可以肯定的是，符号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是积极而明确的。但是，在常人的观念中，符号实乃抽象的指称。当我们说到符号的时候，不免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感觉。究其根源，笔者认为乃是语词建构的效果。试举简单的一例：当用以表达“桌子”、“书本”、“学校”等词汇时，我们很容易想到其对应物，这样的语词显然具有图文并茂的效果。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这些语言均属于理想语言的范畴，其第一个要求是每个简单事物都有一个名称，而且两个不同的简单物决不能有同一个名称。而“符号”无疑是个高度抽象凝练的语词，个中含义难以直观地表达出来。因为，“在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中，非简单物不会有简单的符号。代表整体的符号是一个包含各个部分的所有符号的‘复合物’。”如果要为其找出对应物的话，语言(词)可谓首当其冲(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可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仪式、军用信号等等，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的。参见[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沙·巴利等编：《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麟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7页。毋宁可将其看作狭义的语言概念，笔者所采用的概念显然是在语言的广义内涵上使用的，即同时包括文字、图像等。)。语言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包括所有思维、感觉或意志的外在符号。符号是原生的，或约定俗成的。原生的符号是人在本能的带动下使用和解释的，如声音的音调、表情的变化和手势。约定俗成的符号是经人们一致同意或习以为常的，包括：无声的符号、言语、书写的字符。因此，符号与语言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抽象与具体、宏观与微观等等，诸如此类。对此，本威尼斯特认为，“语言代表着人类所固有的一种能力的最高形式，这能力就是象征的能力。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