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民族史研究新进展.docVIP

百越民族史研究的新进展 　　“百越”是先秦两汉时期活动于我国华南、东南及邻近的中南半岛的土著族群，汉唐以来百越民族的主体逐步消融于南迁的华夏、汉民族集团中，部分演变成今天活跃于华南的壮侗语族等少数民族。可以说，百越及其土著先民是华南、东南民族的源头，是华南、东南文化的历史根基，因此百越民族史是华南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学术研究、理论探索最基本、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9～1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年会是继1981年在桂林举办的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后16年，在广西的考古学、民族学调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的背景下，再次回到西瓯、骆越故地广西。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等地，以及美国、越南等国家的92名专家、学者与会，除了会前收到论文中精选50篇编辑成67万余字的论文集《百越研究》(第一辑)，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0月正式出版外，会议期间还有十多位境内外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精彩的民族考古调查研究新发现。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聚一堂，缅怀百越先民，重温东南历史，大兴学术争鸣。这些成果既有百越民族文化的总体研究，更多的是百越各支系文化的深入探讨，还有百越民族与其他系统民族文化关系、百越与当代华南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等专题，将百越民族史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