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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争议特殊时期的公平与效率考量 　　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使得企业界的社保负担压力大增 　　 　　“社会保障政策也应成为促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调控手段之一。”这是全国政协委员、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界代表朱建民的提议。 　　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以后不久,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扑面而来,一些经济效率不高,但对民生又非常重要的行业在如何生存下去、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上面临艰难的选择。 　　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只是朱建民,很多两会代表建言社会保障体系也应该顾及到这部分企业的生存状况,适时地做一些调整。 　　 　　缴纳比例不应“一刀切” 　　 　　朱建民认为,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说到底是政府对劳动者的承诺,政府应该承担一部分,不应该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到企业身上,尤其是在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因此朱建华建议,在劳动者个人社会保障所得不会减少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根据企业的具体经营状况适度的下调其缴费额度。 　　企业所处行业的经济效益高低和工资占生产资料的比例被朱建民当做缴纳比例不同的两个标准。朱建民认为,政府应该根据企业所处行业的经济效益高低,工资占生产成本的比例等因素制定不同的缴费比例。比如,新技术等经济效益高、工资占劳动成本不高的行业,交纳比例可以高一些,而纺织等生产效益低、工资占劳动成本比例高的行业可以交纳比例低一些,由国家拿出一部分基金来平衡劳动者享受的社保。 　　“国家可以设定一个比例范围,比如拿工资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值50%为界,低于这个比例的企业,社会保障比例可以高一些,而高于这个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则可以低一些。”朱建民说。“即便在社会经济大环境良好的情况下,社会保障的企业交纳比例也不应该‘一刀切’。” 　　朱建民的另一个身份是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从事的是高新技术产业。朱建民毫不讳言,如果实施有差别的社保征收比例,经济效益相对较高,工资占生产成本比例不高的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愿意交稍高比例的社会保险。 　　朱建民认为,现行的社保政策是把更多的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中了,劳动者并没有多得,企业也没有减负,???鼓励企业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没有促进作用。 　　重庆代表团代表王晓琳也认为,《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企业的人工成本确实上升,再加上近两年节假日增多、金融危机冲击,企业的运营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政府应该考虑在一些和企业息息相关的政策上给与相应的优惠。 　　当然社保政策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不应该平均主义,也不应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民众反映转移困难,就开始解决转移问题,企业反映缴费比例较高,就暂时性的降低缴费比例。“政府应该仔细研究,出台一个既能保障劳动者权益又能调动企业积极性、缓解企业经营压力的措施。” 　　但全国人大代表、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认为社会保障政策不应该作为调解企业积极性、降低企业阶段性运营成本的措施。因为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是企业法定的责任,不能因为经营不善、环境不好等主客观的原因逃避责任。社保问题应该用市场经济的原则去解决,那就是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市场经济主体,对同样的市场主体实施同样的原则,不能厚此薄彼。 　　“如果用经济效益的好换决定社保交纳标准,在一个行业内,经济效益好的多交社保、不好的少交,企业的积极性更调动不起来。”郭广昌说。 　　 　　区域性尝试成果 　　 　　事实上,朱建华等委员的建议,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后不久,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做了相关尝试,2008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出台了系列文件,规定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困难企业可在2009年之内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半年;也允许困难企业在2009年之内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职工应享受的各种社保待遇不受影响。 　　文件下达不久,用工大省广东就迅速出台了相应的实施措施。广州市为了给企业解困,不仅允许企业缓缴社保,而且还调整了失业保险的缴费比例,调整时间暂定为一年。失业保险的缴费费率从原来的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3%降低到0.3%,下调幅度达到九成。据测算,此举可为企业减负约15亿元,职工减负约6亿元。 　　社保专家也承认,这样的政策确实在金融危机的紧要关头拯救了一大批企业,但不同的政策执行起来的难度很大,如何界定政策所说的困难企业就成了让执行部门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东莞市社保局特别成立了“困难企业”认定的专门机构,并结合东莞实际,联合劳动局、财政局、地税局发出《我市发挥社会保险功能扶持企业发展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中对困难企业有明确的描述:“困难企业”是指2008年10月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服装、制鞋、纺织、玩具、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