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案件三种情形认定.docVIP

职务犯罪案件三种情形的认定 　　一、对纪检部门审查期间交代犯罪事实的人能否认定自首的问题 　　 　　行为人在纪检审查期间的认罪态度成为对认定自首影响最大的因素。有的虽然如实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实。但因为认罪态度不好。交代问题是被动地“挤牙膏”式地“挤”出来的。这种情形就难于认定其为自首。 　　如何认定自首?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充分认识法律规定自首制度的意义。是否构成自首，不能拘泥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哪个机关投案或交代犯罪事实，关键要看这种投案和交代的行为是否符合自首的立法本意，并要与其进入司法程序和在司法机关的表现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否反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悔改之意，反映了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反映了司法资源的节约和司法效率的提高。因此，要区别以下情形分别对待： 　　一是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自己所有的犯罪事实，或者在纪检审查期间主动交代纪检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对这两种情形应当认定为自首。因为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和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或者在被纪检审查期间主动交代纪检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在进入司法程序后，应当视为向司法机关投案和如实供述。将其认定为自首，符合自首制度中鼓励犯罪分子悔改和提高司法效率的立法原意。但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向司法机关供述时，没有推翻其在纪检监察机关的交代，愿意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接受审判。 　　二是被纪检审查后如实交代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掌握的问题。对这种情形难以认定“主动交代”，但由于此时毕竟还没有进入司法机关立案程序，纪检监察机关掌握了其犯罪事实还不能等同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了犯罪事实，而且其在纪检监察机关的交代还不能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从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悔改和节省司法资源考虑，只要其在纪检审查期间不逃跑，接受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并最终接受审判，可以视其为“自动投案”；其不推翻在纪检监察机关的交代，也可以视其为“如实供述”，对此应当认定为自首。 　　三是在被纪检审查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但在纪检审查期间或者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后逃跑的。这种情形反映了其不愿真心接受处罚，人身危险性较大，因而不能认定其先前的行为是自首。当然，如果其逃跑后又能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投案，且不推翻先前的如实交代或供述，其行为仍然符合“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要件，可以认定是自首。 　　四是在纪检审查期间主动交代纪检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但在移交司法机关后，推翻了其先前向纪检监察机关的交代。这种情形也反映其并不是真心悔改，其先前交代的行为也不能视为向司法机关“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如果后来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应当认定为自首。 　　 　　二、对行贿人如何区别处理的问题 　　 　　在检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当中，贿赂犯罪案件占有很大的比重。然而，受贿和行贿作为相辅相成的对合犯，对一些行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没有给予相应的惩处，往往是对受贿者打击得多，处理得重，对行贿者打击得少，处理得轻。而且被定罪的行贿行为多发生于政务领域，在商业领域中的行贿行为无一被定罪。这种现象不利于从源头上遏制贿赂犯罪的发生，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为什么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除了实务中的执法不严等原因外，立法对行贿罪构成要件和法定刑的设置不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行贿罪必须以行为人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何为“不正当利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是指“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这个概念界限模糊，在实践中较难把握。行贿与受贿犯罪是利益攸关的一对对合犯罪，惩治此类犯罪的有效途径应当是同等惩处。现行刑法没有做到这一点，对遏制和查处贿赂犯罪极为不利。尤其是对行贿犯罪设置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样一个难以把握的客观要件，在其法定刑的设置上也比受贿罪要低得多，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查处难度，降低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在立法对此未作修改完善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应当发挥对立法补充不足的作用，对“不正当利益”作出较为宽泛的界定。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还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据此，在实践中，有很多行贿行为已构成犯罪的人，由于在进入司法程序前，交代了行贿行为而未受到法律追究。这对于检察机关收集、固定贿赂犯罪案件的证据，无疑是有利的。但是，司法机关应当掌握的是，法律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是“减轻、免除”刑罚而不是不予定罪。对行贿者即使交代了犯罪事实也不能“法外施恩”。 　　对行贿人应当根据其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区别对待。凡依照现行法律足以认定为行贿犯罪的，应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