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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异化及其矫正 　　作者简介:?束锦(1980- ),男,江苏宜兴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 要:存在公共权力的地方就有对公共权力的监督,舆论监督就是监督公共权力的一种重要方式。继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后,网络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载体,在彰显其自身优势的同时,也放大了舆论监督异化的倾向。正确划分舆论监督的边界,需将其纳入有序政治参与的框架,但又要防止打着“监督舆论”的旗号行扼杀舆论监督之实的倾向。 　　关键词:舆论监督;网络监督;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5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4-0077-05 　　 　　一、公共权力及公职人员应当受到舆论监督 　　 　　监督权是政治学语境中的一个重要词汇,指公民有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权利。监督权受到重视并得以实现,缘于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倾向。孟德斯鸠对此有着经典的论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任何国家的政治权力从实际运作的意义上来说都是掌握在少数人即国家公职人员手里,而任何公职人员都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利益,这就存在着从私利出发滥用公权、滋生腐败的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只有人民群众实现了对权力的监督,才能达到对权力真正有效制约。早在总结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阐述了权力监督的意义,认为人民群众掌握监督权是实现当家作主的保证之一。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2]。 　　政治监督也正是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之一。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按照主权在民的原则,人民将政治权力赋予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是一种权力的委托而非灭失,因此人民始终应当掌握对国家机关的最后控制权,这在制度上就表现为政治监督制度。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治监督是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权力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舆论监督和党政机关内部监督等方式。其中,舆论监督是一种来自公众和媒体的社会性监督形式,传播快,范围广,影响大,震慑力强,具有其他监督形式不可替代的优势。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执政党历来高度重视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人民群众监督。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的提问时就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多次指出了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4]江泽民在1996年1月26日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拓宽监督渠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监督的作用。我们党是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是勇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党。我们始终相信和依靠群众,不仅不拒绝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且真诚欢迎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地探索如何更好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5]29。“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5]33。这也是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开始,“舆论监督”连续第五次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党和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和论述是我国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应当受到舆论监督的重要依据。 　　 　　二、舆论监督的发展及其异化倾向 　　 　　舆论监督通常被学界认为是公民或媒体从业人员通过一定的媒介手段对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及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件表达意见并进行批评、监督与建议的一种社会现象。一般而言,舆论监督需要有媒介作为载体,主要的媒介有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被称为美国现代新闻之父的普利策就曾说过,“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就是报纸,因为任何法律、伦理和规章制度都无法与报纸相比。”可以说,舆论监督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 　　在我国,舆论监督是人民实现民主权利的基本手段之一。我国《宪法》第35条、第41条对舆论监督权进行了肯定,舆论监督的权利是宪法精神之基本要求,保障舆论监督权对于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具有重要意义。正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