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良师益友贺昌.docVIP

缅怀我的良师益友贺昌 　　贺昌，山西柳林县人，毕业于太原省立第一中学。他19岁入党，22岁被选为中央委员，曾在天津、北平、上海从事青年运动、工人运动，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过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党的南方局和北方局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后，贺昌同志留在南方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3月，贺昌在江西会昌突围战斗中牺牲，时年29岁。 　　贺昌同志是我的亲人和良师益友。在纪念他牺牲 68周年的日子里，缅怀他60多年前的革命斗争生涯，我的心情格外激动。 　　 　　武汉初识 　　 　　我和贺昌是在武汉初次见面的。1926年秋，北伐军占领武汉之际，在一次入团仪式大会上，面貌清秀、英姿挺拔的贺昌同志代表团中央监誓，他说：“中国的军阀与买办资产阶级完全是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成长起来的，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必然是反革命的；幼稚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亦决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力量领导中国的民族革命，坚定地与帝国主义进行彻底的战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有力助手，要努力扶持和扩大无产阶级的势力，从事中国的革命运动。” 　　当年的入团仪式，是在汉口友益街总工会礼堂举行的。宣誓后还举行了文娱晚会，大家演唱了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队歌。此后，我们每星期举行团会，贺昌同志都尽量抽出时间参加。在我担任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汉口市妇女协会主任委员、汉口《民国日报》“妇女园地”副刊编辑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虽然没有和我个别接触，但对我的工作是完全了解的。他也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上海重逢 　　 　　1929年1月，我由江西省委秘书调任中央政治局秘书，来到上海。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我常担任记录。当时贺昌也来上海参加党中央的会议。时值我的亲密战友和爱人、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赣南特委书记宛希俨同志牺牲不久，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一次散会后，贺昌同志邀我到他的住处吃晚饭，同我作了3个多小时的谈话。他问了我以前在江西工作的情况，并对我失去希俨同志表示哀痛。他说，革命是要流血的，我们共产党人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就随时准备牺牲。他慰勉我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为党工作。 　　在这次谈话中，我对他讲了我和宛希俨同志的一些情况。贺昌同志也向我讲了他1923年离开山西到上海的情景，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他怎样离开白色恐怖笼罩的武汉；在九江和关向应同志怎样与反对南昌起义的张国焘进行激烈辩论；南昌起义失败后，又怎样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与张国焘、李立三离开潮汕地区，经甲子港到香港营救革命同志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和贺昌彼此间有了一定的了解。有一次他和我开玩笑说：“你在武汉的时候红极一时，追求你的人很多，大家都羡慕希俨同志得到你这位美丽的王妃。”这虽是开玩笑的话，但也表示了他对我的感情，我表示愿意和他结为革命伴侣。经过组织同意，我们结婚了。不久，我便怀上了小儿贺平。是年3月，我以学徒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丝厂和纱厂的同盟大罢工，在和资本家面对而讲条件时不幸被捕。在被囚禁的日子里，我协助狱中的彭湃同志建立了狱中党支部，继续进行斗争。接着，青岛、汉口等地工人也先后举行了声援上海工人正义斗争的总罢工，最终迫使资本家作了让步，我们被捕的8名代表才被释放出狱。 　　 　　在香港南方局工作 　　 　　1929年4月，贺昌调往香港工作，任中共南方局书记。不久，组织也调我到南方局做秘书兼交通员。和我同时调往南方局的，还有一位讨人喜欢的柯麟同志。他是广东人，公开职业是医生，有个诊疗所。他既为同志们看病，又把诊所作为南方局的通讯处。南方局党的机关活动，就是在诊疗所的掩护下进行的。记得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曾指示我们在白区工作的同志，要尽量利用社会关系和合法地位，各自寻找职业，这样做既能减轻党的负担，又可以在社会上安全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指出律师、医师、教师“三师”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 　　同年5月，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广西组织革命活动，他从上海来到香港，与贺昌接头，研究策划广西百色起义的有关事宜。在党的南方局开创初期，因为工作紧张，贺昌很少脱衣睡觉。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起草文件，由我誊写后秘密传送出去。那时，我正怀有身孕，同时由于在上海参加丝厂罢工时被捕入狱，受过折磨，患了较重的胃病。贺昌为了减轻我的负担，更加努力地多做工作。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 　　 　　在怀孕期间，我还在贺昌的指导下，完成过一次给党中央转送经费的任务。这笔经费数目不小，是共产国际拨给中国支部的，通过越南朋友转交给我们。从香港到上海，为了蒙混敌人，我化装成一个贵妇人，另一个同志则化装成我的仆人。我们坐的是法国皇后轮头等舱，在船上随时同各种人周旋。到上海完成任务后，我们又化装成平民，乘普通舱返回香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