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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能力建设 　　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做出振兴东北的战略决策以来，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全国建设最早和规模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就被寄予了厚望，其振兴路径的选择也格外引入关注。在传统思维模式影响下，很多人仍坚持认为辽宁的振兴必须走“工业兴省”之路，一些地区制定的《振兴规划》仍然以CDP增长多少、建设多少个工业基地作为振兴目标。然而，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绝不仅仅是老工业本身的振兴，而应该是包括老工业在内的全地区(整个基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辽老大”现象：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非零起点特征 　　 　　从普遍意义上讲，世界范围内的老工业基地都存在着兴起、繁荣和衰退(或发展相对滞后)的规律性过程，其重新振兴也构成了一个世界性难题。关于这一难题产生的原因，目前存在着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老工业基地往往是一国资金、技术、人才和装备(也可能包含资源)的聚集地，肩负着其它地区所不具有的特殊历史使命，其发展质量和速度直接影响全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状况。因此，老工业基地发展过程中极易产生偏工业而忽视工业与其它产业协同发展、重经济增长而轻视经济与生态资源社会协调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极易累积成各种矛盾，而这些矛盾也往往并非各自独立地影响着老工业基地区域内经济社会的某一方面，而是经常相互强化地阻滞整个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各个发展层面。由于这一现象在区域开发中并不存在或表现得不很明显，我们不妨称其为老工业基地振兴所特有的非零起点特征。从这一概念分析出发，老工业基地的区域再振兴就不得不全面考量各种累积性矛盾作为初始条件的行为约束作用。 　　与国内外其它老工业基地相类似，辽宁的振兴同样具有非零起点特征。从产业基础看，“伪满”时期辽南地区兴建的机械、液体燃料、冶金等企业，使辽宁较早地形成了现代工业雏形。解放以后，从“一五”时期起，辽宁便开始了其作为全国重化工业基地的发展历程，也肩负起了为全国产业结构完善和经济建设出原料、出产品、出装备和出资金的特殊历??使命，这一特殊使命甚至到了改革中前期仍未改变，辽宁也因此被形象地誉为“辽老大”。然而，辽宁的经济发展在对全国经济建设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性的同时，也对自然经济社会产生了强大的负外部性。这些负外部性突出表现为，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历程的辽宁形成并暴露出了诸多累积性矛盾，也正是这些累积性矛盾的相互作用，直接而内生地导致了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衰退(或发展相对滞后)，原以实力强、贡献大著称的“辽老大”变成了矛盾多、包袱重的“辽老大”。 　　概括起来，辽宁的累积性矛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体制和机制性矛盾。特殊的历史使命决定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辽宁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企业乃至整个区域经济社会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束缚之下，生产力发展严重受阻。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和价格的逐步放开，全国各地企业开始逐渐走向市场，但辽宁却依然实行着“双轨”体制，当面临国外及东南沿海等地区在产品、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竞争时，作为支柱性区域经济主体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仍然坚持着国家计划或国家干预的“路径依赖”、固守着国有国营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僵化，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淡薄，导致发展能力下降，经济效益下滑。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辽宁工业增长率已跌至全国的倒数第九，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面高达42．8％，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2．3个百分点，比2001年提高了0．63个百分点。 　　第二，布局和结构性矛盾。一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辽宁国有经济比重一直过高，而体现经济效率、活力和就业优势的非国有经济比重却始终偏低。至2002年底，辽宁全部工业增加值中国有比重高达64．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5个百分点。二是长期过度地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如石油、冶金、机械等)，不仅造成辽宁产品结构不合理，也导致了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失调。与第二产业增长率名次大幅度下滑形成强烈反差，2002年辽宁一、三产业增长率分别位列全国第4位和第6位。如此高的增长名次，原因恐怕就在于它们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三是经济布局不合理制约着经济健康发展。产业链过长难以形成强势产业，乡镇企业星罗旗布形不成聚集效应，大工业过于集中容易加剧经济无序矛盾。四是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地区间差距拉大。辽宁既有工业发展度较高的沈阳、大连、鞍山等城市，也有经济欠发达的朝阳、铁岭等城市；既有矿产资源依赖型的阜新、抚顺、本溪、盘锦等城市，也有现代商贸物流业发达的沈阳、大连等城市，这种差异在导致各地发展能力明显不同的同时也造成了区域发展的协同水平较低。五是长期的工业优先倾向直接制约了农村的产业发展和经济繁荣，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步伐迟滞。据统计，2002年辽宁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农民人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