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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国家利益中的关键性投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科学技术政策进入一个重要的调整时期。 　　科学技术政策的调整是对时代变化的回应。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关系和安全需求都发生了变化，外部安全威胁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转移，国家的安全更加取决于经济和技术的整体实力。在欧洲和亚洲，经济领域出现了激烈的竞争，这对美国的私人部门和就业产生了新的压力。正在进行的信息革命，使得新型的商业成为可能和必要。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邦预算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上述各种因素的结合，不仅要求人们重新考察和制定科技政策，而且决定了科技政策所要关注的国家利益不仅要考虑国家安全问题，而且要更加关注公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关注经济繁荣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不断调整的科学技术政策 　　 　　1994年8月，克林顿政府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的政策文件，这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发布的第一份对国家科学政策的评论，也是自1979年以来美国第一份有关科学政策的正式总统报告。这个报告反映了冷战结束后美国科学政策的新理念、新焦点，以及调整科学政策的基本方略。 　　1995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技术与国家利益》，分析了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的国际竞争局势和契机,总结了过去20多年来面对外国高新技术产业所采取的措施，探讨了外国政府支持和投资于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竞争和挑战,确定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以技术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中美国技术发展的新战略。 　　此后，《无尽的前沿，有限的资源：为了竞争力的美国研发政策》的报告也指出，美国研发设施已经进入了一个转变的关键阶段――在科学、数学和工程学等方面的制度、设施和教育保持世界水平的同时，在关键领域提倡发明和开拓创新将决定国家的长远国力。该报告提醒人们注意未来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处于危机之中。 　　1997年美国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关于《塑造21世纪的科学技术》的科技发展报告指出：创造新的知识和培养人才是掌握未来的关键，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科学就是这个引擎的燃料。1998年9月24日，白宫科学委员会提交给国会关于美国科技政策的报告《开启我们的未来：面向新的国家科学政策》更加集中地阐述了这些思想。 　　 　　从“线性模式”到“交互作用” 　　 　　美国科技政策的调整，伴随着关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理念的变化。正如《科学与国家利益》所强调的：在这里，新的科技政策远离了战后初期美国国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主席万尼瓦尔?布什所提出的信条(见《世界知识》今年第2期《科学十年：重塑与国家的协约》)：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呈“线性模式”，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这种信条成为战后几十年里诸多国家科学政策的基础，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这种成功与二战期间科学的特殊作用以及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有内在的联系。 　　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以冷战为轴心的政策取向开始向以“经济竞争力”为轴心的政策取向转变， 万尼瓦尔?布什的信条受到挑战。人们开始从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的“交互作用”出发，建构新的科技政策。新政策承认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技术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其中一方面的进步有赖于另一方面的发展，而且任何一方都不能绝对独立存在。可以说，新的科技政策的出发点是：今天的科学和技术事业更像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一条线性生产线。 　　 　　科学技术与国家利益 　　 　　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科技政策，特别强调科学技术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而且强调国家利益的多重内涵。 　　1994年的《科学与国家利益》明确指出：“科学――既是无尽的前沿也是无尽的资源――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关键性投资。”为协调管理好国家利益中的科学，该报告确定了美国科学发展的五大国家目标：(1)保持在所有科学知识前沿的领先地位；(2)增进基础研究和国家目标之间的联系；(3)鼓励大学、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应促进产业界对基础科学与工程学的投资,促进对物质、人力和资金资源的有效利用；(4)造就21世纪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5)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科技知识水平。 　　1995年的《技术与国家利益》则指出了技术政策的五个国家目标：(1)创造一个推动私人部门创新和竞争的商业环境；(2)鼓励技术的开发、商业化和应用；(3)投资建设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以支持美国工业并促进商业发展；(4)推进军用和民用工业基础的一体化；(5)确保美国拥有一支世界一流的、能够参与到迅速变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之中的劳动大军。 　　2001年入主白宫的共和党总统布什在接受《科学》杂志访问时，也特别指出了科学技术与国家利益的联系。他认为，包括科技政策在内的美国政策，是灵活快捷的，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美国政府应致力于提高自己的科技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