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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中国文化选择 　　[摘要]鸦片战争后，具有先进性和野蛮性双重性格的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冲突。面对中西文化激烈冲突和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无力应对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回答不了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时代课题。进行文化选择，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先后进行了三次文化选择，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引领中国新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指明了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近代；文化冲突；文化选择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的武力入侵，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同中国文化发生激烈冲突。在具有先进性和野蛮性双重性格的西方文化面前，中国传统文化凸显出落后性和软弱性，无力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爆发了空前的文化危机。文化危机是最深层次的民族危机。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进行文化选择，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迫切需要。文化选择就是根据时代发展需要，选择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指明时代发展方向的某一种文化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发展新文化。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先后进行了三次文化选择，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引领中国新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指明了振兴中华之路。 　　 　　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文化选择 　　 　　近代中西冲突具有全面性，首先是表现在物质层面上。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对外开放，外国商品潮水般涌入，冲击着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动摇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近代中西冲突也表现在制度层面上。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冲击了中国落后陈腐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带来空前的政治危机。近代中西冲突最根本的是表现在文化层面上。西方文化全面冲击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严重的文化危机。面对封建主义的全面危机，地主阶级改革派首先是从文化上寻找出路，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文化选择。 　　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是从“开眼看世界”开始的。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时，组织编译了《四洲志》，打开了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鸦片战争之后，??些介绍西方地理、历史、政情、风俗的文献相继问世。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鞲纪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在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同时，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了，那就是以何种态度去面对看到的新世界?对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作出了明确回答：“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师夷长技”思想的提出，使国人认识到西方不仅在物质上有先进之处，甚至是“养兵练兵之法”的制度方面也是有其优势的。中国人开始放弃夜郎自大、自我封闭的陈腐观念，转而放眼世界，向西方寻求强国之术。而“长技”的学习必然引发更深层次的探寻。 　　19世纪50年代，顺应维护自身统治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洋务运动兴起，“中体西用”模式也随之提出。“中体西用”思想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1861年冯桂芬在《校郐庐抗议》中对此作了初步阐释：“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岂不更善之善哉。”第一次完整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1895年沈寿康在《救时策》中的论述：“夫中西学问，本身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共同认可的模式，只在“用”的范畴上稍有所不同，早期维新派认为除了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科技，还应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但两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却都是不忍割舍的，“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可变者，富强之术，而非孔孟之经常也”。“体”是指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道统，“用”是西方的“富强之术”，是为“体”服务的。“中体西用”思想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产物，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承认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确实是落后的，需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它对阻碍中国近代化的封建道统又是极力维护的。 　　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体西用”模式的实践，洋务派创办军事、民用工业，引进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培养了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这些努力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结构，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传播奠定了基础，并且进一步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冲破了原先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同文馆和海防等问题的论争使“西学”在中国为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甚至得到一部分顽固派的认可。郭嵩焘“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的论述，甚至已经初步涉及制度变革的层面，只是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中体西用”不可能冲破封建主义的藩篱，也不可能成为重振中华雄风的正确文化选择，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中体西用”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先进的中国人又开始了新的文化选择。 　　 　　二、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选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出现近代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