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俄国中国学学院化原因及条件.docVIP

试析俄国中国学学院化的原因及条件 　　摘要：19世纪上半叶，日益“密切”的中俄外交关系、兴盛的中俄贸易使得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及本土时断时续的中国学教学活动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从而催生了俄国大学中国学教育基地的建立。 　　关键词：俄国；大学；中国学 　　中国分类号：K51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0)01―0066―03 　　 　　19世纪上半叶，俄国中国学走向成熟。俄国中国学从域外走向本土，实现了本土化、民族化。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实现了研究主体的转变，即中国学学院化。所谓学院化，就是中国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传教士团完全向大学教研室转移，中国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俄国封建主义官僚僧侣向沙俄资本主义学院过渡。 　　 　　一、俄国中国学学院化的原因 　　 　　19世纪上半期，随着俄国高等院校的发展，俄国中国学研究及教学的重心逐渐由传教士团向大学教研室转移。1833年喀山大学东方系设立蒙语教研室，这标志着中国学在俄国国内有了以高等教育为依托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那么催生俄国大学中国学建立的因素有哪些呢? 　　首先，“19世纪前半期是俄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民族意识空前增强、农奴制面临深刻危机”．社会文化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俄国在反法战争中取得胜利，国力、军力大增，开始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同时，沙俄政府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国民性”三立国原则，试图脱下自彼得一世披在俄国身上那件不合适宜的“外衣”。在俄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挑战德、法中国学权威的行为成为爱国主义的标志之一，促进了俄国中国学的民族化、学院化。 　　其次，自《尼布楚条约》签订至19世纪30年代，虽然中俄双方间的矛盾与摩擦不断，但从总体上讲并未对两国关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中俄两国基本上履行了条约所规定的“永敦睦谊”的原则。正是由于两国政治关系的相对稳定，才使得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在19世纪上半期获得了快速发展。从1800年至1824年的24年间，双方的贸易额增长了近1倍。整个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恰克图的关税收入占其全部关税收入的15％～20％。可???说，对俄国政府来讲，“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由此可见，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对俄国政府的重要性。 　　盛极一时的中俄贸易对中华语言人才的需求急剧增长，使得在俄国本土培养中华语言人才的问题重又提上日程，直接促成了喀山大学蒙、汉、满语教研室的建立。 　　第三，19世纪初，俄国在反法战争中取得胜利，欧洲战事趋于平静，俄国渐次积聚起必要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当时的清政府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迅速走向衰落，这种力量对比的巨大反差使俄国对外政策的重心逐渐由西方向东方转移。因此，加快俄国中国学的学院化，培养更多的中国学人才，正是为了适应俄国对华政策的需要。 　　此外，中国学学院化与俄国中国学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完善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不仅是俄国中国学的摇篮，而且也是俄国培养中国学家的国外基地和大本营。”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条约》明确规定，“每届传教士团俄国有权随行4-6名学生学习中华语言文化”，“驻京俄罗斯之达喇嘛、学生等，每届十年换班”。至1864年以前，一共有48名俄国学生来华学习中华语言文化。可见，传教士团对中国学人才的培养不仅人数少，而且培养周期长，加之费用高、成才率低，这使得传教士团中国学的弱点充分显现出来。之后，俄国外交院、皇家科学院、恰克图华文馆以及一些私立学校虽然也都进行了满汉语教学，但都由于种种原因，时断时续。俄国中国学人才培养链条的断断续续，体现出俄国中国学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完善，这与日益“密切”的中俄关系是不相称的。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沙俄政府对中国学人才的培养更加重视。因此，加快建立以高等学府为依托的本土中国学教育及研究基地迫在眉睫。 　　 　　二、俄国中国学学院化的条件 　　 　　19世纪上半叶，俄国科学和高等教育事业获得进一步发展，在高等院校教授和学习中华语言文化已成为可能，中国学进入到学院阶段的条件已经具备。 　　 　　第一，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为俄国中国学的学院化储备了师资力量。教师是中国学学院化的决定性因素，没有教师，中国学的学院化将无从谈起。而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它为喀山大学输送了第一批蒙、汉、满语教师：奥?科瓦列夫斯基(KовацевсКий OСил Mихайович)、西维洛夫(Cивийов 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沃伊采霍夫斯基(BойиеховсКий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索斯尼茨基(СосНцкий Aд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和王西里(Bасидев Васиди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