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构主义革命”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若干意义.docVIP

试论“建构主义革命”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若干意义 　　摘要 “建构主义革命”的重要后果之一在于张扬研究者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意识，它有助于提醒我们去研究当代中国外交中的法律、道义、身份认同、谱系学面向、外交内政互构性等一些相对被轻视或忽视的问题。“革命之后”的外交研究似乎应当继续反思外交研究中的“本土化急躁”情绪，外交视野中的中国政治格局与进程，大国成长中的国际主义问题，以及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性矛盾等。 　　关键词 建构主义 国际政治社会学 当代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31-38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随着中国的迅速成长发展在国外日渐成为一门显学，其学术成果之丰硕令国内学者汗颜，复旦大学肖佳灵副教授今年早些时候在一篇诘问文章中曾尖锐地触及于此 [1] 。肖教授的全景式反思催人求索。但笔者认为，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理论依据应持以乐观，至少不必对于近七、八年来“建构主义革命”采取悲观态度。[2] 　　 　　一、“建构主义革命”与国际政治社会学意识之张扬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革命”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它对于新现实主义之物质结构霸权话语的反叛，对于制度自由主义之本体论“不彻底革命”的批评，对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之解放旨趣的附合与节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与文化霸权学说的认同，均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发展产生深刻的积极意义。然而，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建构主义的革命性发展实际上彰显了学界的国际政治社会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IPS）意识。[3]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学到政治社会学，还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到国际政治社会学，均称得上认识论、方法论的剧变。当意义世界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一个自然的结果便是国际关系行动主体必须认真对待话语互辩、观念互动、行为互应、文化互观、意义互赋诸方面对其对外行动的符号系统之社会互动所具有的至为关键性。显然，文化、认同与规范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基本关注面之一，而意识形态、民族文化、文明对话等因素也是IPS题中应???之义。[4] 总之，“建构主义革命”的核心，在于张扬了学者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意识。 　　历史亦是如此，国家对外行为受到以主权原则等国际社会规范的限制，而随着国际社会社会性的增长，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度的增强，其对外主权原则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变化与调整之中。[5]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正是全球化席卷寰宇、全球性问题频出、全球网络渐显、全球意识递增、全球文化初现、国际政治社会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它既是社会建构主义登上国际关系理论大雅之堂的绝佳时机，也是我们研究当代外交与全球治理的不争现实。本文认为，中国语境下的IPS是中国古代礼治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当代复活，是马克思社会实践本体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理念上的当代转化。至于IPS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古代中国传统和马列主义传统，这正是学者们近年探求之域。[6] 总体上讲，笔者赞同肖教授关于综合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论资源的观念，[7] 而在目前阶段，IPS更可视为管用之器。 　　我们不能过高估计建构主义兴起所萌动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意识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方法论意义。IPS视角必须与IPE（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各种视角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学术钻研。IPS能够也只能在以下条件下和研究领域中才有可能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有所裨益。首先，轻视国际规范、国际观念、国际政治文化作用的倾向应当有较大的改观。过去更多强调的是国际政治权力或硬实力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虽把国际规范和领导人外交心理等作为研究因素，但未置于重要的一面，这部分与国内学界受苏联版本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理论影响有关。[8] 其次，对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在观念层面上的互动关注不够。这种互动中的权力、利益或者制度方面被解释得比较充足，但是在观念方面出于某些原因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第三，在中国传统外交文化与当代世界政治文化对接方面缺乏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外交文化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的转变路径或程度在很多研究中不是被忽略了就是被一带而过。第四，以社会建构主义为合理内核的IPS强调主体间性与社会同构性，这对于研究内政与外交的交互、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的联动、中国外交转型、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外交外事方面的共存博弈等等，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五，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民族国家内部的群众政治抗争或自发性民间外交所形成的直接或间接政治外交影响，与国际民间社会的发育发展有着耦合性与同步性，并以某种特殊的形式推动了全球社会与世界政治文明的进步。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