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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儒学”论纲-哲学 “经济儒学”论纲 戢斗勇 【摘要】“经济儒学”是儒家文化中关于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学说。“经济儒学” 源远流长，其名称随着儒学对市场经济的作用应运而生。“经济儒学”的特点表现为内容上体现外王本质、形式上贴近大众民生、地位上未被正确评价、作用上极具现实意义。“经济儒学”的体系可以从源、体、用三个层面来架构，面临儒家经济思想的挖掘、扬弃和实践三大任务。“经济儒学”属于应用儒学，现实作用是中国经济的灵魂和世界经济的灵药。“经济儒学” 有助于儒学跳出意识形态的窠臼，真正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及去经院化和迈向社会化。 关键词 经济儒学；儒学新形态；应用儒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１４－０８ 近些年来，儒学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儒学新形态”，如政治儒学、生命儒学、生活儒学、道德儒学（伦理儒学）、心性儒学、宗教儒学（儒教）、哲学儒学、文化儒学、制度儒学、礼乐儒学、批判儒学、实践儒学，以及官方儒学、学院儒学、圣贤儒学（君子儒学）、公民儒学、民间儒学，信仰儒学、知识儒学等等，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景象。这种状况仍呈放大态势，就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陈来确认自己在从事学术儒学、文化儒学的同时，关切的是“价值儒学”①，从而又增添了“价值儒学” 的新形态。“儒学新形态”的层出不穷是繁荣还是混乱暂且不去评说，更不必压制。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就可以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然而，人们一方面承认儒学广大悉被，蕴涵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建构其形态；另一方面，又忽略了当今社会最为主要的经济领域，除了笔者２０１２年曾在李承贵归纳的“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 之后，将“经济儒学” 列为“第六种形态”②外，始终未有他人提及。到底是“经济儒学”不能成立，抑或是实践不需要“经济儒学”？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都应予回答的问题。本文拟就“经济儒学”的几个基本问题提出一管之见，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经济儒学”的概念 “经济儒学” 是一个以往没有的新概念，因此我们首先应当对它进行定义，确定其内涵和外延，才能追溯其源流，阐明其特征，研讨其内容体系、现实意义及其他相关问题。 显而易见，上述儒学新形态，大都是按照相应的领域、视角来界定儒学，儒学是“属”，领域、视角是“种差”。所谓“经济儒学”，实际上就是用逻辑学“属＋种差”定义法则，按儒学涉及的经济领域来建构儒学的新形态。如果我们借用蒋庆“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③，以及他的“所谓生命儒学，是指将儒家价值理念贯穿在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存在中的儒学”④之言，那么，“经济儒学” 的定义可以这样表述： “经济儒学” 就是儒家文化中的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学说，即指将儒家理念贯穿在经济领域，以解决经济以及与经济相关的自然、社会和人的各种问题的儒学，尤其是指经过扬弃后的儒家经济思想的升华凝结及其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运用。“经济儒学” 属于应用儒学，是儒家“外王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蒋庆关于政治儒学的定义如果仅把政治儒学当作外王之学的全部，显然有忽视“经济儒学”之偏误。 按照这样定义的内涵来界定“经济儒学”的外延，包括对儒家经济伦理、经济管理等经济思想的挖掘（源）、扬弃（体）和实践（用） 等三个层次或三个方面。亦即古往今来，但凡用儒家理念来指导的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管理的观点和方法，都属于“经济儒学” 的范围。 如果是这样理解“经济儒学”，似乎与“经济的儒学”可以划等号了。的确，这两个概念是相近的，在某些场合可以互换。林安梧、龚鹏程、李承贵等就以“生活的儒学” 来阐释“生活儒学”，陈来也是主要从儒学的价值本体、价值体系来阐释“价值儒学”。但“生活儒学” 倡导者之一的黄玉顺则主张应当从“存在” 的“本源” 的层次上来看待“生活”，指责从“生活的儒学” 来理解“生活儒学” 是将儒学”生活化” 式的“望文生义”①。其实，源流一脉、本末相通、体用无间。“经济儒学” 将直观实在的“生意”与玄远深奥的“生生” 哲学相关联；“经济”既非鸡毛蒜皮，也非宏大叙事；既可以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管理的具体活动、关系和观念来理解，也可以像《辞海》、《辞源》那样释之为“经世济民”、“经国济民”，是强国富民的当代外王理想抱负。“经济儒学” 崇尚朴实，不需要故弄玄虚，也不贬人排他。任何形态的儒学，包括“经济儒学”，与其他形态的儒学可以是交叉的部分涵盖的关系，并不能排斥和取代其他形态，否则仅在逻辑上就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二、“经济儒学”的历史 如前所述， “儒学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