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docVIP

技术进步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作者：魏巍贤杨芳 统计研究 2010年11期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565(2010)07-0036-09 一、引言 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大量研究表明，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积聚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IPCC，2000)[1]。如何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减缓气候变化已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研究的重要问题。 研究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必须考虑到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经济增长还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期；第二，经济持续高增长意味着能源消费持续扩大，与此同时，城市化、工业化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须的重工业意味着能源强度很难降低；第三，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中短期不会有大的改变，而煤炭是污染排放最高的化石能源。这种结构以及世界油气资源价格的冲击可能进一步推动对煤炭的需求，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资源及环境约束。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将环境污染控制在容许范围，减缓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就需要制订合理可行的二氧化碳减排措施、政策及战略，因此，研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分析，有关的文献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文献主要基于Ehrilich和Holden(1971)[2]所提出的IPAT模型，如下式所示： I=PAT(1) 其中，I代表环境压力，通常以污染物的排放量来表示；P表示人口规模；A表示一国的富裕程度；T则代表技术水平。该模型将环境影响与人口规模、人均财富和技术水平联系起来，至今仍被广泛用于分析一国或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由于IPAT模型存在一些局限性，Dietz等(1994)[3]在IPAT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STIRPAT模型。国内学者林伯强等(2009)[4]通过中国1978-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从实证结果来看，大部分采用IPAT或STIRPAT模型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呈单调递增的关系，而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单调递减。 第二类文献以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最为经典。该曲线由经济学家Grossman和Kureger(1995)[5]提出，表明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先污染、后改善的倒U形曲线。Stokey(1998)[6]在一个静态的生产函数优化模型框架下进行倒U型曲线的理论分析，其逻辑是：在收入水平达到阈值之前，人们往往采用较污染的生产技术；随着经济增长和环境恶化，在收入水平超越阈值以后，清洁生产技术被广泛采用，从而使环境质量改善。然而，倒U形曲线意味着在较高的收入水平，环境污染的收入弹性为负，该结论与IPAT模型的结论矛盾。国内学者如林伯强等(2009)的研究利用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模型模拟和在二氧化碳排放预测的基础上进行实证预测的两种方法，对中国的二氧化碳库兹涅茨曲线做了对比研究，发现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实证预测的二氧化碳并不存在拐点。迄今为止，对EKC存在性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第三类文献主要采用投入产出的方法研究一国各行业(或各部门)排放量的变化，最典型的方法为构建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进行政策模拟。采用CGE方法的特点在于能够量化分析不同能源环境政策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然而，CGE方法要求大量的数据支持并且对函数形式和参数选择进行假设。从目前来看，研究中国碳排放的CGE模型主要基于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由于现有数据的不足，采用CGE方法需要对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行假设，这将影响最终的模拟结果。 本文利用1997-2007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首先，本文将内生增长理论和环境污染模型相结合，综合考察了中国排放的影响因素，包括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以及贸易效应，并着重分析技术进步的作用；其次，尽管目前已有一些文献研究中国排放的影响因素，但采用面板数据研究仍无人问津；第三，本文采用专利数据构建并计算中国1997-2007年29个省份的知识存量，作为衡量自主研发的指标。在考虑自主研发的基础上，为了更详细、全面地衡量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还考虑了技术引进以及消化吸收能力对二氧化碳减排的影响；此外，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的不同，我们还进行地区差异分析，这为因地制宜地制定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政策提供了实证参考。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基础和实证模型角度对技术进步与排放的关系提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通过采用专利数据构造衡量自主研发知识存量的指标；第四部分对变量选择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