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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重性共生看传统文化扬弃的三个维度-哲学 从两重性共生看传统文化扬弃的三个维度 孙燕青作者简介：孙燕青，安徽黄山人，（广州 510053）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哲学部副教授，（广州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①孙燕青：《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视野下的传统文化定位》，《哲学动态》2012年第8期，第19—23页。 【摘要】 对两重性共生即“积极性”与“消极性”同质共生的传统文化，不论是“痛之切”还是“爱之深”，以往都未能进行科学的辨析，并导致文化代价的产生。对传统文化，在扬弃方法上，不仅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积极与消极，也需区别传统文化特定的具体内涵与精神价值，并实现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因素与当代文化价值的契合。 关键词 同质共生；精神价值；文化代价；价值契合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5-0125-04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化的自觉自信，文化的自觉自信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时代任务的实现，要以对传统文化进行恰如其分的科学评判、确立科学的扬弃态度为前提。 一、传统文化的两重性共生的两重涵义 对传统的省察是一种以今视古的评判方式，它意味着以当代的视野、当代社会的价值理性对过去进行剖析与批判。基于这种视角，传统文化之于当代社会呈现出两重性共生即“积极性”与“消极性”共生的特点，即传统文化对于当代社会，既包含诸多合理的“积极性”因素，也同时具有应当被否定、舍弃的“消极性”内容，它们作为具有同质规定性的思想内涵，彼此融通互补、共生在一起。以儒家思想为例，它既具有反对“率兽食人”的暴政、强调“民为贵”等民本主义内核，也同时包含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及“牧民”观念等消极性内涵。这种共生关系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并不是互相否定、互相排斥的两种思想，而是同一思想体系中彼此呼应、相互补充的两种特质。正是由于这种同质关系，它们才能够在一种思想体系的内部共生延续。这些貌似矛盾、其实相互补充的“积极性”与“消极性”之于传统文化，同源于自然经济基础这个内核，是在这个特定内核中共同衍生的价值体系。这种“积极性”与“消极性”的区别就其思想体系的构建者而言并不存在，而是一种基于当代价值理性的分析判断，这是传统文化在内涵上的两重性共生。 “积极性”与“消极性”的共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双重的影响。在内涵上，一方面，由于这种同质性，使得传统文化“积极性”的发挥必然受到“消极性”的阻碍，“积极性”无法对“消极性”进行革命性的扬弃，无法实现体系性与实质性的突破，民本思想始终未能跨进民主的门槛，“一断于法”始终未能升华为法治的理念。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同质性，传统文化中“消极性”的膨胀，也必然受到“积极性”的遏制，专制独裁始终面临着仁政主张的抗争。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是伴随着消极内容的积极，而消极方面则是附带着积极内涵的消极。积极与消极的交融共生，使得对任何一面的舍弃都不是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①。 二、两种文化批判态度的批判 这种两重性的共生关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文化背景下导致不同的文化批判态度。受特定历史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制约，在传统文化批判中曾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对传统文化的过分贬抑乃至全盘否定。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严厉抨击乃至全盘否定之文化思潮的出现，缘于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沉重且严酷的社会现实拷问着民族积弱的文化因素。与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紧密相连、并依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传统文化很自然地被视为中国社会衰败落后的文化因素。而批判者们接触到先进的西方文化，使其能够跳出传统文化的樊篱，摆脱传统文化的制约而拥有全新的评判坐标、先进的批判武器。对落后挨打的“痛之切”，导致对传统文化的“疾之深”，因而将惨痛的现实与传统文化进行了直接的因果对接，传统文化被当做一种需要被清除的的文化痼疾。于是，在一种“可能是希望通过自我折磨的激励能够带来人们彻底的觉醒”赵汀阳：《认同与文化自身认同》，《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第21页。 之意图的推动下，文化批判上的矫枉过正在所难免：不仅对传统文化的“消极性”恨之入骨，就是对其“积极性”也试图一并否定。然而，这在客观上却形成了对自身文化的过度的反思、过度批判、过度否定，“把各种积极的、成功的、深刻的文化性质都归属给西方文化，而把所有丑陋的性质留给自己，从而形成一种自我折磨的自我认同”同上。 。 从两重性共生看传统文化扬弃的三个维度 《现代哲学》2013年第5期 与此相左，另一种观点则是将传统文化过分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