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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死亡、近代功利文学观与文学变革 李红波 2009-11-07 一、文学与现实的不断调试——新时期（前十年）文学的流派更迭 伤痕文学（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班主任》），反思文学（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改革文学（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寻根文学（阿城《孩子王》、韩少功《爸爸爸》、李杭育等） 文学与现实渐行渐远 文学与现实的高强度、高速度互动，使文学成为现实生活的晴雨表，但是随着作家学者思考的深入，总体上呈现出文学对政治的疏离，对现实的远离，审美和纯审美成为文学界的主流话语，文学与现实渐行渐远，古、奥、淡、远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趣味追求，孤岛和荒山模式流行，文学活力逐步丧失，进入九十年代，脆弱的审美又遭遇市场大潮的强烈冲击，文学死亡之声不绝于耳。 文学真的死亡了吗 文学真的死亡了吗？文学和现实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让我们回到那个旧文学向新文学转轨的年代来审视这一问题，近代——一个文学可以救国的时代 二、顾炎武提出的问题以及我国功利文学观的流变 （一）顾炎武提出的问题 明末清初的许多汉族士大夫已经开始反思，认为明亡与空谈心性，不重实学有关。 顾亭林说：“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百年百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 “关於六经之指、当世之务”，“教化纪纲”“转移人心、整顿风俗” 传统实用文学观念的预设 我们已经看出，顾亭林论文的关键点就是要文学承载儒家六经之道来教化人民。这可以看作他对当时文风的改变所做出的预设，这种预设既与历代盛行的实用文学观念如出一辙，又是其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在文学上的反映，这些都成为梁启超后来的功利文学观的先导。 （二）实用的文学观——中国文论的主流话语。 文学与道德、政治结合，直接为国家、社会服务并不始于近代。 孔子有“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总之，不管是出入应对，还是学习知识，《诗经》都是最适合，最实用的百科全书式的教材，孔子的论述与我们今天所持的“文学用语言创造非现实的审美对象”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实用的文学观——中国文论的主流话语。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我国文论从源头上讲就不是“为艺术而艺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中国的先民从来就是务实的。 （二）实用的文学观——中国文论的主流话语。 魏晋虽是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但是文学观念仍是从实用功利的角度开始裂变的，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至唐宋，此种声音仍不绝入耳，《长恨歌》、《琵琶行》的作者白居易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史书，多求道理，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二）实用的文学观——中国文论的主流话语。 实用功利的文学观念在不同时代都有着强弱不同的回响，特别是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此种文学观念日益与儒家正统的入世观念互动、结合。如刘象愚所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中，实用的理论是最有影响的，因为它得到了儒家的赞许” “经世致用”逐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念。 （三）功利文学观的近代表现和强化 龚自珍：“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鑑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 魏源：道存乎实用，文资乎救时； 达性情于政事，融政事于性情。 （三）功利文学观的近代表现和强化 梁启超：“凡学焉不足为经世之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 “今之读书，当扫除莽榛，标举大义，专求致用，靡取骈技。”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四）近代功利文学观的国际性和现代性 可以看出，近代梁启超等提倡的功利文学观，与我国固有的儒家实用文学观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整个功利文学观的框架——贯注儒家义理，重振文学之比兴，用文学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只是到了近代，如果再用已经对民众失去吸引力的儒家之道来开启民智，重塑国家政权。达到“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已经是不可能了，且这种观念也未达到梁启超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