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中利益衡量方法运用之规范进路——以民事疑难案件的处理为思考维度.docVIP

司法裁判中利益衡量方法运用之规范进路——以民事疑难案件的处理为思考维度-法律 司法裁判中利益衡量方法运用之规范进路——以民事疑难案件的处理为思考维度 陈毅群,李赏识 摘要:利益衡量是法官运用司法裁量权审理案件的一种重要的思维规则，但这种逻辑方法可能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容易造成具体适用上的偏差。因此当前亟需从思维进路上对法官运用利益衡量的过程进行规范。在对利益衡量的理论基础回归思考后，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尝试提出从前提条件、程序规范、实体规范、步骤层次四个方面加以规制。为防范可能出现的法官恣意，必须研究具体操作规则，明示衡量依据、理由，同时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完善监督机制，最终实现案件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 :利益衡量；司法裁判；规范进路；疑难案件 中图分类号：D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557（2016）02-0111-10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利益博弈与平衡的的社会。利益是法律所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核心。法律的基本功能主要在于对各种社会利益的确认与分配。司法的过程，尤其是诉讼的过程，可以视为利益表达与博弈的制度空间，是以可控的方式在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各种利益诉求进行评判和取舍，而利益衡量的方法贯穿于法官审理案件并作出裁判的始终。 利益衡量不仅是法律解释学上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更是法官审理案件的一种思维规则，是法官在司法裁判中运用自由裁量权的产物，是能动司法的体现和载体。在审判实践中，对利益衡量运用的妥当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个案的公正裁决，也影响到裁判的社会效果和法院的司法权威。而正是由于对其运用缺乏正确的规范和引导，审判实践中裁决畸轻畸重的情形时有发生。因此，从我国司法审判实践出发，提出规范利益衡量运用的的基本思路，对于规范利益衡量的运用，构建利益衡量与自由裁量权运行的良性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下面本文将试作一探讨。 一、模本与分析：利益衡量之司法裁判运用现状 （一）范例剖析：利益衡量运用的两相对照 案例1.1[南京彭宇案]南京徐老太太在赶公交车时摔倒，路人彭宇将其扶起并送往医院。之后徐老太太起诉彭宇撞倒了她，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3万余元。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决彭宇承担40%的责任，赔偿原告4万余元。后在二审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案例1.2[重庆烟灰缸伤人案]重庆郝某在路边与朋友谈话时，因被路边楼上掉下的一烟灰缸砸中头部被送往医院治疗。后郝某被鉴定为智能障碍伤残。郝某将临街两幢楼的22户居民告上法庭。法院判令当时有人居住的王某等20户居民承担赔偿责任。王某等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案例2.1[四川第三者诉求遗产案]被继承人黄某离世前立下有效遗嘱，将大部分遗产赠与第三者张某。黄某死后，其妻蒋某与张某因遗产分割问题对簿公堂。法院认为，虽然黄某的遗嘱形式上真实有效，但违反了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2.2[北大方正案]北大方正公司为搜集高术天力公司侵权的证据，委派其员工以个人名义向高术天力公司购买激光照排机和盗版方正软件。高术天力公司随即为其安装了激光照排机和盗版方正软件，在此过程中，北大方正公司申请公证处进行了现场公证并进行了公证证据保全。该案的一大讼争焦点是“陷阱取证”。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裁决中肯定了该案取证方式的合法性。 上面四个案例的判决都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下面我们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分两组做一简要分析。案例1.1是一般侵权案件，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应由徐老太太证明其是不是被彭宇撞倒的，但其所举证据并不充分。法官经过利益衡量，倾向于保护原告的利益，从所谓的一般社会常理来进行反推，因为彭宇无法举出证据证明自己未撞倒徐老太太，不符合一般社会常理，所以认定其撞倒了徐老太太。本案中，且不论法官的推定是否符合情理，单从事实而言也存在徐老太太自己跌倒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原告的利益是否受到了侵害尚不明确。在此情况下，法官的利益衡量是否缺失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呢？再看案例1.2，20户住户中仅有一户是侵权人，其他19户与原告并无任何法律关系，也无任何利益冲突。而法官则把原告的利益与其他19户无辜者的利益放在同一个法律关系中进行衡量，显然失去了衡量的前提，在逻辑上无法自足。 案例2.1中，张某的诉求是否有法律依据呢？从形式上看，黄某有权行使其处分财产的权利，遗嘱应为合法有效。但从实质上看，其行为违反了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应为无效。法官在此案中从维护一夫一妻制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案例2.2中，最高人民法院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在再审判决中进行了明确的表述与论证，确认该案取证方式的合法性。首先阐述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