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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评析-法律 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评析 刘学在 王 静** 摘 要：《 民诉法解释》第109 条针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及口头遗嘱或赠与的事实规定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区别于一般案件的“高度盖然性”之标准。这一规定错误理解了域外国家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化理论，混淆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拔高此类事实之证明标准的所谓“系根据实体法的立法意图”、“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保障交易安全”等理由，实际上均难以成立。在实践中，该标准的适用将会不适当地增加受害人或权利人的证明难度，并对相关民商事活动具有负面的导向功能。 关键词 ：民事诉讼 证明标准层次化 排除合理怀疑 高度盖然性 民事诉讼目的 一、问题的提出 2002 年4 月1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 条第1 款确立“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之后，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逐渐摆脱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束缚，建立了自己独立的体系。2015 年2 月4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108 条第1 款则对这一标准作了更准确的表述，即“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该条第3款又规定：“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109 条则专门针对某些案件规定了更严格的“排除合理怀疑”之证明标准，即“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显然，《民诉法解释》试图在民事诉讼中确立层次化的不同证明标准。 关于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的层次化问题，域外法学界已经进行了较多探讨，并且已经在司法实践中进行了适用。比如两大法系均在坚持原则性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待证事实的类型和特点设计了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英国有所谓的“灵活性的证明标准”；美国则存在“清晰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大陆法系的瑞典根据待证事实的性质不同，设计了不同等级的证明标准；德国民法上也存在高于或者低于原则性标准的法条或者事项，体现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弹性和适应性。①但应当注意的是，域外民事诉讼中所探讨或适用的层次化证明标准，实质上均是强调不同情况下待证事实之证明及法官形成心证的盖然性程度的差异，决非适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然而，我国《民诉法解释》第109 条却试图在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构建之中直接引入了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这一做法既忽视了域外国家证明标准层次化存在的环境以及正确的适用规则，也与我国实际情况不符，且不利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科学发展。 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混淆了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区别 证明标准的层次化在英美法系中发展得较为成熟与完善，特别是在英国的判例中，曾出现过民事案件中某些事实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情况；在美国规定适用特殊证明标准的待证事项中，亦包含了欺诈、口头遗嘱等事项。表面上看，这似乎为我国《民诉法解释》第109 条确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提供了参考依据，但该条款之规定实则误解了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理论及实务操作，模糊了英美法系适用上述规则的语言环境及司法背景，亦没有区分上述待证事项与我国规定的待证事项的区别。在涉及证明标准的比较法研究中，各种证明标准模式赖以依存的制度背景和法律思维方式大多被忽略了。② （一）片面理解并“借鉴”了英美两国的相关规则 在英国，其民事诉讼的一般证明标准是“盖然性权衡”或者说“盖然性优势”，也就是说，案件中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只要证明并使审理者确信其所主张事实的真实性大于不真实性便可，以此为基础，英国在一些判例中确立了“灵活的证明标准（a flexible standard of proof）”。所谓“ 灵活的证明标准”，又可称为”弹性的证明标准”，就是指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视案件事实的严重程度不同而会有所变动，所主张的事实的性质越是严重，证明所要达到的盖然性程度越高。对于“灵活的证明标准”，有个别的民事案件在理解和适用时采用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这就涉及此类案件中相关事实的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关系问题。关于二者关系的探讨中，在英国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即1950 年的Bater v. Bater 一案，该案是关于离婚诉讼的案件，由于涉及到虐待事项，原审法院以不能证明至“排除合理怀疑”为由驳回了原告的离婚请求，上诉法院亦维持了原判。丹宁勋爵在该上诉案的裁判理由中指出：“民事案件与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