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林语堂.pptVIP

一、“我是一捆矛盾，我喜欢如此” 林语堂（1895—1976） 　　　出生在福建省漳州平和县的一个小山村，父亲是一个穷牧师，看重孩子的教育。 　　　林语堂追求、向往的是中国传统的中庸哲学思想，视之为最高的理想生活准则，《生活的艺术》： 　　　“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钢琴也会弹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书也读读，可是不很用功；学识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文章也写写，可是寄给《泰晤士报》的稿件一半被录用另一半被退稿。” 第十二讲　“两脚踏东西文化”：林语堂　 　　　林语堂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在他看来，一个人没有嗜好是可疑的。他喜欢抽烟、品茗、旅行、垂钓、听音乐、听鸟语、捏泥巴、看电影、陪太太和孩子散步。当他拼命写完一部作品后必定放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假去旅行：“当你做好工作，准备享受假日时，你就放开一切，尽情地享受吧！” 　　　林语堂博学、多材、睿智、幽默： 　　　他是一位学者式的作家，早年是“语丝派”的重要人物，和鲁迅、周作人等一起创作了不少犀利、深刻的杂文。后来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如《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等。 　而后写作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红牡丹》、《杜十娘》等；他早年倡导幽默文学，谈吐亦充满智慧和幽默： 　　 “把（结婚）证书烧掉。只有离婚才用得着。” 　　　（对“难道我们的国家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中国的吧？”的回答：）“有的，你们美国的抽水马桶要比中国的好。” 　　　“绅士的演讲，应该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 　　　林语堂一生的道路曲折坎坷，思想也极为复杂，充满矛盾： 　　　青年时期，他是一位反封建的勇士，抨击当时的复古派，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声援进步学生的运动；和鲁迅互相配合，关系密切。 　　　但和鲁迅不同，林语堂在欧美生活多年，他向往西方的绅士风度和宽容精神，为此他写了《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鲁迅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根本不具备宽容的条件，于是针锋相对地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批评林语堂的观点，从此二人关系出现裂痕。后来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了《宇宙风》、《人间世》等刊物，倡导“幽默”和“闲适”的文学，写“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在政治上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避免谈及政治。如其《人间世》发刊词： 　　“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人间世，除游记诗歌题跋赠序尺牍日记之外，尤注重清俊议论文及读书随笔，以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不仅吟风弄月，而流为玩物丧志之文学……” 　　　引起了左翼作家的强烈不满，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 　　　由于政治见解和文学见解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二人友谊的终结。1936年鲁迅去世后，林语堂写了一系列回忆鲁迅的文章，他说： 　　 “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 　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硁硁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林语堂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 　　　1936年，出国前夕，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他抛弃政治上的分歧，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共同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议论自由宣言》。他在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回到中国，广泛宣传抗日，并把自己在重庆的私宅捐献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使用。他在美国时，不少名流都把能够加入美国国籍为荣耀，他却多次拒绝：“许多人劝我们入美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晚年最终叶落归根，回到台北。 　　　 1976年逝世，安葬在台湾阳明山家园。 二、六朝如梦鸟空啼：《京华烟云》 第一部《道家的女儿》 第二部《庭院的悲剧》 第三部《秋之歌》 　　　以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和三代人的悲欢离合为线索，全面展现了中国社会近四十年的风云变迁（从清末义和团运动开始），渗透着林语堂深刻的哲学思想和艺术理想。 　　　姚木兰出身富贵之家，她美丽明秀、清新飘逸，如出水芙蓉清香宜人、光芒四射： 　　　“造物自然赋予她如此的完美，奈何！奈何！” 　　　姚木兰集中体现了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是林语堂对众多心目中美好女性的综合。他在不少场合表示过对中国古代李香君、芸娘、李清照等女性的赞美。他在上海曾用重金购得李香君的画像，挂在书斋，并题了一首诗： 　　　“香君一个娘子，血染桃花扇子。义气照耀千古，羞杀须眉男子。香君一个娘子，性格是个蛮子。悬在斋中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