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的宗教与文化政策.docVIP

隋炀帝的宗教与文化政策 近十多年来, 关于隋炀帝时期宗教与文化的研究增多了,成为一大热点。其中既有综合性分析, 也有具体探讨。韩隆福认为, 隋炀帝的宗教思想是儒、佛、道三教并举, 儒学为先,多元一体, 这适应了宗教发展的内部规律和大统一的形势,既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对宗教发展的巨大贡献[ 34] 。 王光照探讨了隋炀帝与佛教天台宗的关系, 认为他们的交往使政教双方相互获益, 有利于文化发展[ 35] 。杜文玉认为, 隋炀帝时期, 佛教在五个方面得到了发展, 为唐代佛教的兴盛打下了基础。但隋炀帝不佞佛, 他对佛教采取的是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36] 。李建华也认为, 隋炀帝重视天台宗的实质, 一是佛教是隋初有力的思想统治武器, 二是取悦父母、加重夺嫡砝码, 三是北方佛教劳民伤财, 而天台宗的圆融调色有利于统一南北思[37] 。段塔丽就此前学界多强调隋朝崇佛而鲜言信道的情况,专门探讨了隋朝统治与道教的关系, 分析了隋文帝、隋炀帝崇道的举措, 认为他们都是大力扶持和积极利用道教的[38] 。王光照认为, 隋炀帝与道教茅山宗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出于政治目的, 相互权利的让渡亦是以封建政治的纽结来实现的。这符合中国政教互动的一般规律, 亦含有广义上的文化发展意义[ 39] 。韩隆福认为, 隋炀帝对江南道教自始至终是扶植、利用的, 注重教理研究, 并以江南道教领袖的教义作为全国道教的旗帜, 为唐朝把道教定为国教作出了贡献[ 40] 。李刚认为, 隋炀帝对道教多半抱着功利主义的目的, 一是欲借助于道教为其政权效力, 二是大业中期, 他借助道教方术填补其荒淫无耻的私生活, 任用道士作斋醮科仪, 为其祈福。然而他对道教的利用最终是失败的, 道教中很多人参加了隋末改朝换代的政治活动。但李刚也承认, 隋炀帝对道教文化事业的建设特别是为道经的搜集、整理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41] 。王永平、张朝富认为, 隋炀帝喜好江左文化, 自其为扬州总管, 镇守江都开始, 便着力招引江南佛教、道教领域的代表人物, 搜集、整理南方宗教经典, 并将其逐渐携带至北方, 从而造成了仁寿、大业年间, 南方佛、道义学的北输与南北宗教文化的深入交融的局面[42] 。周晋、晏红对隋炀帝时的文化政策进行了检讨, 认为隋炀帝一改隋文帝排斥山东、江左文化的做法, 不仅致力于融关陇、山东、江左文化为一体, 以达到笼络三方的政治目的, 还通过一定的文化交流, 以其优势来维系、巩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与一味依靠武力巩固统治的政策相比, 隋炀帝的某些文化政策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43] 。王永平分析了隋炀帝的文化趣味, 喜好江左文化的原因及其实践, 认为隋炀帝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融[44] 。杜晓勤从隋炀帝对江左的文化羁縻, 融合南北文化艺术的努力, 对南北文人的态度, 兼南北诗歌的创作成就等四个方面分析, 认为隋炀帝致力于吸收、融合江左文化、山东文化, 并躬行实践, 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勤奋创作的精神, 取得了较大的诗歌创作成就, 为初、盛唐诗歌的健康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 在南北文化融合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45] 。张玉璞也认为隋炀帝的文化政策和文化行为顺乎南北文化交融的历史潮流, 为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作出了积极贡献[ 46] ; 他还探讨了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隋炀帝的诗歌创作[ 47] 。王光照分析了杨广晋邸王府学士的构成及其对文化典籍的修撰,认为他们促进了南北文化融通发展格局的形成[48] 。朱世业 从隋炀帝创制新乐府, 推动诗歌格律化的成熟, 拓展诗歌题材, 尤以边塞诗开拓宏阔激昂的新气象, 启发盛唐边塞诗的先声等方面探讨, 认为隋炀帝诗歌创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南北诗风的融合, 在齐梁至初唐这一段由南北诗风向盛唐气象转变的历史上, 成就不可忽[ 49] 。 这一阶段对隋炀帝统治时期宗教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道教方面, 较为一致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其夺嫡和治国阶段对宗教利用和限制政策、隋炀帝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在文化发展上的意义和作用、南北文化的融合特征等方面, 具体问题的探讨多于综合性的分析, 观点的重复多, 争议少。__ [ 34] 韩隆福. 隋炀帝与宗教[ J] .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4) . [ 35] 王光照. 隋炀帝与天台宗[ J] . 学术月刊, 1994( 9) . [ 36] 杜文玉. 隋炀帝与佛教[ J]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2) . [ 37] 李建华. 隋炀帝重视天台宗的实质[ J] . 广西社会科学, 2005(5) . [ 38] 段塔丽. 略论隋朝统治与道教[ J] . 晋阳学刊, 1998( 2) . [ 39] 王光照. 隋炀帝与茅山宗[ J] . 学术月刊, 2000( 4) . [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