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流传和版本 史记研读PPT技术方案.pptVIP

史记的流传和版本 两汉：困厄时期，流布不广 魏晋南北朝：史记学的奠基时期 唐代：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确立 宋代：评点蔚然成风 明代：评点成一代主流 清代：考证与研究的高峰 近代：批判总结创新 两汉：困厄时期，流布不广 《史记》在汉代被目为“谤书” 　　　《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书》载王允之言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汉书·宣元六王传》载，成帝时，东平王刘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成帝以问大将军王凤。王凤以为《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成帝竟纳其言，遂不与东平王书。 　　《史记》流布民间，是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向外传播的。《汉书·司马迁传》载其事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东汉班彪集大成，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其子班固扩充独立为《汉书》。《汉书》由于受到统治者的宣扬，加之是一部汉代近代史，首尾完具载述西汉一朝，所以成书不久，就大行于世，被目为五经之亚。《汉书》却是仿《史记》的体例，反过来，它推动了《史记》的流传。 汉儒对《史记》多持批评态度 　　《汉书·扬雄传》班固转述雄言曰：“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迄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扬雄又在《法言·重黎篇》中对照司马迁与孔子思想的不同点，指出：”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 唐代：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确立 　　有唐建立，最高统治者极为重视修纪传史，颁令为正史，并开设史馆大修前代国史。唐代官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均一律用纪传史。唐修《隋书》在《经籍志》中列四部书目为经、史、子、集，而史部又以纪传史为第一，自此纪传史成为修史正宗，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唐代科举有“三史”之目，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鼓励士人研习“三史”，通过科举选拔治史人才。这对于学习《史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唐代精研“三史”成为时尚，因此唐人的”三史”注解都获得了高水平的成就，这绝不是偶然的。 　　伴随史学的发展，唐代研究历史编纂方法的专门理论著作也应运而生，那就是刘知几的《史通》。 　　《史通》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方法论的理论巨著。尽管刘知几在《史》《汉》对照时扬班抑马，但对司马迁和《史记》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价值，在总体上仍是充分肯定的。实际上，刘氏的批评，是从史学批评史的角度对《史记》的地位和贡献做出了理论的总结，这也是唐代奠定《史记》在史学史上地位的标志之一。 文学地位 宋代：评点蔚然成风 明代：评点成一代主流 清代：考证与研究的高峰 　　清人研读《史记》，留下文章著述的有三百余人，著名的专著有几十部。如王鸣盛《史记商榷》、钱大昕《史记考异》、赵翼《史记札记》、杭世骏《史记考证》、王元启《史记三书正讹》、邵泰衢《史记疑问》、邱逢年《史记阐要》、梁玉绳《史记志疑》、林伯桐《史记蠡测》、王筠《史记校》、程余庆《史记集说》、张文虎《校勘史记札记》、尚镕《史记辨证》、郭嵩焘《史记札记》、潘永季《读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方苞《史记注补正》、牛运震《史记评注》、杨于果《史汉笺论》、杨琪光《史汉求是》和《读史记臆说》、鹿兴世《史记私笺》、储欣《史记选》、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汪越《读史记十表》、汤谐《史记半解》、邵晋涵《史记辑评》、高塘《史记抄》、吴敏树《史记别钞》、沈家本《史记琐言》、王治皞《史记榷参》、吴见思《史记论文》、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等等，都是研精覃思的力作。此外，像顾炎武《日知录》、李晚芳《读史管见》、刘熙载《艺概》、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刘大櫆《论文偶记》、林纾《春觉斋论文》等著作中，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精到的评论。 近代：批判总结创新 　　其一，高度评价司马迁和《史记》，认为司马迁为中国史学立界碑取得了共识。 　　梁启超评价司马迁为“史界太祖”，罗元鲲则誉《史记》为“我国二千年来第一绝作”。 　　翦伯赞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时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 　　顾颉刚说：“窃谓《史记》一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实为吾国史事第一次有系统之整理，司马氏既自道之矣。……是书独其创定义例，兼包巨细，会合天人，贯穿今古，奠史学万祀之基，炜然有其永存之辉光，自古迄今，未有能与之抗颜而行者矣。” 　　鲁迅凝练为两句定评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学、文学都说到了，至今常为人们引用。 《史记》的版本 中华书局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