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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时代管理关键词：跨文化领导力 在全球化的经典著作《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一书中，《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曾经三次赢得普利策奖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将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 “全球化1.0”主要是国家间融合和全球化，开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持续到1800年前后，是劳动力推动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这期间世界从“大”变为“中”。 “全球化2.0”是公司之间的融合，从1800年一直到2000年，各种硬件的发明和革新成为这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从蒸汽船、铁路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这期间因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断，这期间世界从“中”变“小”。 我们正处于“全球化3.0”的阶段中，在这个阶段，个人成为了主角，肤色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软件的不断创新、网络的普及，让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 弗里德曼为世人描绘了一幅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人类借助实证主义科学体系一步步打破隔阂及樊篱，走向全球化分工及融合的图景。20世纪下半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这一进程大大加快，随着互联网及现代物流业的兴起，迈入新千年的人类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进程。 这一进程逐渐打破了简单的原料—加工—销售的制造流程分工和以物质资料的流动为代表的初级全球化，人类社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人力资本的流动及整合将各地域、各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将全球化带入了以物质资料及智力资本的共同流动为代表的更为高级的阶段。 DDI的一项调查显示，1995年到200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增长超过2倍（由3233亿美元增长至6745亿美元），同期的资本流出增长则超过4倍（由2455亿美元增长至1.18万亿美元）。以花旗银行为例，该集团拥有超过5000个分支机构的30万名雇员和分布在100个国家的接近2亿个客户账户，其中美国本土之外的人力资源工作人员超过3000名。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开始成为摆在每一个全球化的领导者面前的课题。 跨文化的相关研究 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通过《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潜在的维度》（The Hidden Dimension）、《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和《理解文化差异》（Understanding Culture Differences）等一系列著作，为跨文化冲突的解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将文化定义为“人类行动中尚未勘测过的巨大区域，它存在于人们知觉认识的范围之外”。文化受潜在规则的约束，文化中既包括言语，也包括行动。 霍尔的研究证实，文化会影响到每一件事情，尤其是任务和关系两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他创造了“高情境”和“低情境”这两个术语，用以描述某种文化的沟通模式和偏好：高情境的文化不依赖明确的信息，这是因为沟通中的大多数信息都是人们所能理解的；而低情境下的文化则倾向于采用更为明确、更字面化的方式。尤其是因为这些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何时应当直接沟通，何时应当间接沟通，因此这些概念在商务沟通中显得特别有用。 霍尔还塑造了“一元”（Monochronic）和“多元”（Polychronic）时间取向这两个术语。一元时间模式包括对时间的直线式观点，将时间看作是一种可以被节约、花费或浪费的物品；多元时间则是更轮回式的、更加随意的，它反映了时间是在我们身边不断流逝的。霍尔和他的研究骨干们发现，时间取向有助于确定某种文化的沟通模式。 沟通专家玛丽。蒙特构建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可以帮助商务人士有效地进行跨文化沟通。在他的著作《管理沟通指南》一书中，蒙特女士对其战略沟通模型中的七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东西方的领导力有什么不同？ Hay（合益）集团的“中国卓越企业领导人素质研究”报告显示了中国市场相对于西方市场的独特性，Hay（合益）集团大中华区领导力Practice Leader黄志扬提出，对于领导者而言，了解这种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中国市场数据不够齐全。研究发现，中国市场发展速度极快，市场信息也纷繁复杂。其中有效信息比重较小，有效的传递渠道也相对缺乏。领导者很难广泛收集到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有效信息。因此，“中国的领导者更偏好于直觉的方式，依靠具体经验、日常观察、实践等因素来进行决策管理”。 其次，相比欧美市场，中国市场机会俯拾皆是、政策环境瞬息万变。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策的变化带来大量的市场机会。不过“中国市场上竞争尤为激烈，这些机会大多稍纵即逝，很难留给企业领导者过多的调研和考虑时间”。 第三，中国的员工更依赖于领导的指示。黄志扬解释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