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无忌惮”创业者.docVIP

“肆无忌惮”的创业者 　　2008年10月，我在希腊的罗得岛采访一个圆桌会议。与会的世界数百位学者――不仅仅是经济界人士――普遍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忧心忡忡，但一个小个子中年男子显然不在此列。他谢顶蓄须，目光飘移，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小蜜蜂，或一枚充满了电的情趣用品，嗡嗡作响地时刻寻找着漂亮女士。无论在机场还是海滩，也无论是在宴会厅或酒店的走廊，我无数次看到他对各国女人大献殷勤。不，我说的不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法国人多米尼克#8226;斯特劳斯-卡恩。这位仁兄是个以色列人。 　　那一年是以色列建国60周年。全世界陷入经济衰退的凄风苦雨之时，这个四面皆敌、战火不断，自独立以来无数次风雨飘摇、且数次险遭灭顶之灾的弹丸小国，却奇迹般地几乎没有受到金融海啸的影响。然而这个奇迹，不过是一连串更大奇迹的一角。以色列在政治和军事意义上的生存令人感慨万千，它在这片不毛之地上取得的经济飞跃――60年内实现了50倍的经济增长，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在高科技领域的巨大进步，同样令人瞠目结舌。丹#8226;塞诺和索尔#8226;辛格所著《创业的国度》给我们提供了如下数据：2008年，只有710万人口的以色列已有3850家创业公司，平均每1844人中便有一人创业。该国吸引了近2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人均风险投资比美国多2.5倍，多出欧洲30余倍，相当于中国的80倍和印度的350倍，同时在电动汽车、数字存储、高速传输和软件开发等能够掌握未来的领域居于领先地位。 　　近年来，仿佛人人都在谈论中国模式，却少有人说到“以色列模式”。遇到以色列创业奇迹的问题，许多人只以含含糊糊的“犹太性”（Jewishness）简单带过。如果进一步深究，他们往往会夸夸其谈犹太人如何重视教育，如何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塞诺和辛格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种论调毫无价值。两人转而考察以色列的立国史，最终为我们提供了意想不到却引人入胜的答案。 　　 　　将军给士兵沏茶 　　由于人口有限且国防压力巨大，以色列不得不实行义务兵役制，该国青年几乎人人从军，从中所获的团队合作精神、勇于决断的能力，以及战友关系铺就的人脉资源，对他们今后成为企???家大有助益。不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国家在世界上也不少，而真正将军队与创新联结在一起的，是以色列独特的预备役制度。 　　在大多数国家，预备役部队只是作为常备军的补充而存在，惟有以色列国防军是以预备役部队为支柱。塞诺和辛格认为这一制度是国家创新的催化剂。由此而生的官兵平等和权利下放到基层的文化，正是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最好修习。“当一个出租车司机能指挥百万富翁、23岁的年轻人训练自己的叔叔时，等级制度自然就消失了。”书中写道，将军为士兵准备咖啡的事在以军内司空见惯，士兵们甚至可以通过投票否决自己的长官，后者能够带兵靠的不是自己的军衔，而是下属对他的信心，这实在是对领导能力至关重要的锻炼。 　　像以色列一样，新加坡也是义务兵役制国家，但该国的军旅文化乃至整个社会要远为崇尚秩序和稳定，因此其经济体中已经将变化――也就是创新的动力清除出去了。“对于变化来说最可怕的就是秩序，适当的混乱不仅是健康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塞诺和辛格写道，以色列的企业家们“受益于稳定的体系和先进民主国家的法律，但同时也受益于以色列没有等级制度的文化氛围”。 　　 　　人民公社 　　我们有必要回溯以色列的第一次经济飞跃。建国之初第一代创业者的代表，是基布兹（公社）的社员们。他们奉行绝对的平均主义，所有财产属于集体，甚至儿童也不归家庭所有，而是交给集体共同抚养。以色列最著名的小说家阿摩司#8226;奥兹14岁就进入胡尔达基布兹，开始了高度集体化的生活。他凌晨四点下地干活，婚后才分得一间逼仄的水泥小平房，因此只能坐在马桶盖子上，膝盖上垫着纸板写作。1968年出版的小说《我的米海尔》大获成功，为他赚取了大笔版税，但他全部上交至基布兹的集体账户，自己分文未留。此后，他向公社领导打报告，要求得到写作时间，上级几经研究，终于特批给他每周一天空闲，其余时间，仍要两天教书，三天种地，一天在集体食堂里跑堂。即便成为世界闻名的大作家之后，奥兹依然得不到充足的写作时间，每周虽有三天可用，但教书和食堂的工作从未免除。直到他46岁，因为幼子体弱，需要清洁和干燥的环境，才携妻带子，搬出农场居住。那时他“没有任何私产”，连个存折也没有。他后来告诉《纽约客》主编大卫#8226;雷姆尼克，除了北朝鲜，天下再也难找他这样背景奇特的人。 　　20世纪的其他公社几乎全都失败了，基布兹却被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公社运动”，原因在于它不仅有高度的集体化，还有高度的民主。基布兹的实践告诉我们，民主与集体主义并非水火不容。有了民主，集体主义才不会沦为对个人的压迫和对创新的抑制。从基布兹起步的一连串创新，使以色列成了滴水灌溉、沙漠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