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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上市”的多重含义 　　2004年注定要成为中国企业的海外上市年。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网通、民生银行等多家上市公司已明确提出了其上市计划，目前已知的中国待上市发行量将占到亚太区的37％，其中不乏巨额融资项目。 　　新的融资潮汐涌动下，近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发言自然不容忽视。自去年年底以来，李曾三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了“鼓励集团上市”的问题。2003年12月15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说，国资委下一年将加快189户中央企业股份制改革步伐，尽快使股份制成为中央企业的主要实现形式。具备条件的中央企业要加快重组上市步伐，集团一级企业能够上市的应积极上市。积极鼓励中央企业之间相互参股，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这一番表述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2003年年底的中央企业工作会议和2004年初的中央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会议李荣融的讲话中。在今年2月10日的一次??求国内经济学家意见的内部会议上，李荣融更是重申了这一命题。 　　在媒体的表述中，“集团上市”往往与“整体上市”相互混淆，两者在大多数情况下确也意思相近，但指向却略有不同。整体上市侧重于解决关联交易和国有企业职工安置问题，而集团上市却同时还意味着国有资产管理层级的深层次问题。 　　 　　剥离上市的贫困 　　关于集团上市的提法，更多的是针对曾经流行一时、批量复制的剥离上市方案而言。剥离部分优质资产，重组上市，通过上市推动整体发展。再借助上市部分的持续增长，弥补存续部分的亏损――环环相扣的逻辑曾是市场热衷的故事。无论1997年中国电信的剥离地方移动资产的上市方案，还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大规模的核心业务剥离上市，再如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2000亿元不良资产的切除，切中要害、势如破竹的手术都曾起过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给市场耳目一新之感。 　　然而时过境迁，曾经在资本市场带来一片叫好的剥离上市方案渐渐脱却了其神秘外衣，剥离之后的上市公司固然风姿绰约，但并非没有代价。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大刀阔斧的重组之后，集团公司旗下154万人只有不到1/3的人进入到了后来上市的股份公司。而剩下的不计其数的石油服务公司、大量各式各样的三产企业、庞大的社会保障机构（从幼儿园到火葬场）以及100多万人仍然留在了母公司里。集团公司的存在一方面造成了职工间的不平衡感，另一方面由于业务切分问题也使得关联交易难以界定，上市公司与集团公司间无法消除其紧张关系。 　　再比如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由于采用的是切割优质资产分批上市的办法，上市公司与母公司在管理方面带来诸多不便：尽管从财务上来讲，中国移动（香港）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但在管理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仍有许多疑问。比如尽管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有一套考核体系，但集团却仍然对子公司负有运营上的管理权限。 　　剥离上市这种看似层层推进的重组模式，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往往难以彻底解决大型国有企业的困境，在失去上市压力后持续重组反而会容易半途而废，因此以集团形式整体上市的方案重新获得决策层的青睐。 　　2003年9月，东风汽车和日产公司整体合资的成功范例，无疑构成了对剥离上市的重组模式的一次反动。尽管从形式上看，东风汽车并未以集团公司形式与日产合资，但其几乎全部的实质性资产和职工已然装入合资公司，8万名职工全部一次性实现了身份转换，一举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整体上市或合资的实质在于，让外资或者外部股东整体性的承担历史包袱，所有问题放在一个盘子里统一解决而不是切块解决。事实上自东风日产合资之后，整体合资或集团上市的重组方案便成了投资银行界力捧的模式。 　　 　　职工安置的困惑 　　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无外乎资产重组、人员重组和财务重组。剥离重组的方案一般会采取“人随资产走”的方式，人为地将国有企业职工划分为两个等级。事后看来，这种改革的不彻底性直接影响了职工安置问题的解决。 　　通常存续公司对职工安置采用的处理办法是买断工龄，即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在给予工人一次性补偿后彻底斩断其与企业的联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上市两年后，存续企业累计裁员将近31万人。成绩固然斐然，但由于集团公司并未实行公司化改造，职工身份并未完全从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转换成市场化的合同制职工，双方的关系并未从根本上理顺，因而“买断工龄”往往只能是公司的一厢情愿。事实上中石油上市不久即发生过大庆职工因不满补偿办法的游行事件，尽管大庆油田的职工安置费要远远高于地方企业水平。 　　目前国资委直属的189家大型国有企业中只有9家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这意味着其余各家国有独资企业基本上仍然在依照198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制定企业结构和章程。而根据该法，职工不仅享有主人翁地位，而且职工代表大会也拥有在兼并、破产等企业重大事务上的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