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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大学国学教育面临的困境 　　21世纪的最初数年中，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据说是声势浩大的“国学热”。可以说这是一场从大学到企业，从政府到民间，波及老、中、青、少、幼各个年龄段，以大学国学院、老板国学班、民间书院、私塾、刊物、网络、书籍、讲坛、大师、明星、文化节、汉服运动、祭祀活动、论坛、峰会等各种形式齐上阵的全民运动，引起了国人及世界的关注。 　　国学的复兴有其必然性。所谓必然性就是这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使然。1840年以来，历史赋予我们民族的使命是三部曲：政治独立――经济腾飞――文化复兴。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实现了第一步，邓小平领导我们实现了第二步，我们现在要走的就是第三步。 　　而“文化复兴”就涉及到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当我们逐步融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中之后，我们发现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出现了危机。我们过分地强调“与国际接轨”，导致了中国文化主体性逐渐丧失，我们的民族精神失落，我们的文化遭到严重的自我戕害，“惟西方马首是瞻”，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一代，从小吃惯了肯德基，是否还品尝五谷杂粮?与“全民英语”适成对照的是国人的汉语水平却越发令人堪忧，更不要说传统文化的底子了。于是一大批“香蕉人”出现了，拥抱西方文化、蔑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心理无意识。西方宗教和文化的渗透一刻未尝停止，我们的文化安全也已出现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呼唤传统回归，国学热之兴起，也就可以理解了。 　　与之相关的是对“反传统的传统”的反思。我们知道，从中西文化在近代的激烈碰撞以来，我们一直在反思我们的文化，反思的结果是发现了我们文化的落后和劣根性，于是要“启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启蒙的结果反而是对传统文化的大肆破坏。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着更加积极的思想解放意义，那么“文革”简直就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劫难。其实“文革”结束后，首先有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继续启蒙这一话题，到了九十年代转而从“国学”这一角度承继优秀传统以抗拒日益严重的西化思潮，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自我转向吧! 　　国学的复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原因，就是对近代以来学校学科体制的反思。我们知道，一百年前，科举制度废除，西方的学科体系被引人中国，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新的学科体制也深入人心。但随着西方这种越分越细的学科体制，在推动科学和学术研究的深入、精确发展的同时，其弊端也越来越凸显出来。反而传统中国“通才”教育的传统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综合性成为一个趋势。不管是通识教育，还是大文科实验班，都是对现代学科体制的“反动”和“纠偏补弊”。 　　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学的国学教育就开始重新恢复，如北京大学率先开展的大文科实验班等，曾轰动一时。随后，多所名牌院校也开设了不同形式的国学实验班。直到近些年，大学国学教育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到2008年清华大学“四书”进课堂、武汉大学获得了国学博士点等等，都是大学国学教育所取得的新进展与新成绩。我们发现，这表面“热闹”的背后，却潜伏着或潜存着许多问题与困境，理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以图解决之道，否则大学国学教育将面临十分尴尬的境地。概括起来，当前大学国学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国学的“正名”问题。孔夫子一生都在强调正名的重要性。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确属不诬之论。而“国学”却恰恰存在着“正名”的问题。其实，关于“国学”的“定义”之争，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的学术大师很多都参与其中，譬如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之、陈独秀、钱宾四、梁实秋、马一浮等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章太炎的看法是：“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之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胡适的观点是：“‘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而对国学一名表示疑问的代表人物是钱穆与马一浮。钱穆先生在其《国学概论》中明确地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有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美称的马一浮也说：“‘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 　　九十年代，张岱年先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