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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接受美学与《围城》 陈远志 摘要：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去研究钱鍾书的《围城》，粗略分析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对《围城》接受的态度变化，以及《围城》的接受国内史。 关键词：接受美学 围城 期待视野 接受美学的诞生地在联邦德国南部博登湖畔的康士坦茨，创始人为五位年轻的文艺理论家和教授伊塞尔、福尔曼、姚斯、普莱森丹茨和施特利德。他们的共同主张是：研究文学与文学史必须侧重研究读者的接受过程。接受美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强调读者研究的重要性、客观性；第二，注意读者的审美经验及其他基本条件；第三，接受美学十分关注文学史的研究，提出接受的文学史观。 接受美学在确立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之后，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读者的接受条件与接受方式上。在对读者的接受条件的研究上，接受美学家也按常规泛泛地谈了读者地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审美趣味在阅读中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接受美学家谈的最多的、对文艺理论贡献较突出的是姚斯提出地对读者的审美经验与期待视野的研究。本文希望通过对“期待视野”这一探讨来了解《围城》的一些问题。 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在《自然律令与理论体系》一书中写道：“在科学发展以前及以后的进程中，人们都有一种可称之为‘期待视野’的意识，……它对新的认识活动具有参考框架的意义。没有它的存在与参与，新的实验与观察显示不出任何价值”。其意思是说，在从事科学研究时，人们以自己的经验为依据，对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抱有期望，存在一种期待的心理与视野。姚斯把这个概念借用过来说明读者阅读作品的主动性，并创造性地提出：读者阅读作品时往往具有一种期待视野，当读者阅读的作品与自己的审美经验和期待视野一致的时候，读者反而会失去阅读这部作品的兴趣，但是，当读者阅读的作品超出了、校正了期待视野的时候，读者往往会兴高采烈，认为它提高了自己的审美水平，丰富了自己的审美标准。 在1946年以前，钱鍾书在清华师生及学术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崭露头角，他的一些书评、文章表现出深厚的造诣，引起了一些外国汉学家的注意。但是，钱鍾书的出类拔萃，在当时的文坛并不广为人知。造成这样的局面，大体来说是与钱鍾书的有意避免注意所致，如此以来，钱鍾书的读者群是很小的，普遍的读者视野中并不存在钱鍾书的影子。 到了1947～1978年这个时期，钱鍾书成为批评和研究的现象。《围城》的问世，曾引起国内评论界的注意。但是，多数文章中，贬多于褒。钱鍾书被冷落，甚至遭到批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围城》没有迎合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甚至与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背道而驰。40年代末期，席卷中华大地的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经济建设、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当务之急，大众的文化建设还主要是扫盲和初级的社会主义教育。钱鍾书《围城》的题材、体裁和欣赏趣味，与这种时代大背景相背离。因此，《围城》所遭受的批评是必然的。在这个时代的读者，他们更多关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政治大事，而对于《围城》这种对人生深刻的讨论的反思，并不符合当时主流读者的期待视野。那么，按照姚斯的理论，《围城》这部作品的期待视野，超出了当时读者群的期待视野，为什么读者非但没有“兴高采烈”，反而对其提出了批评呢？难道姚斯说错了？本人认为，姚斯所说的那种超越，是在作品所具有的期待视野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一致的情况下，在此基础上的超越，这样才会引起读者“兴高采烈”。然而，《围城》对于当时的读者期待视野来说，是一种反超越，即要颠覆当时时代给予读者的一种视野基础，让读者抛开时代来接受，这样读者往往是不能理解的。如此以来，钱鍾书这时的作品，与张爱玲的作品一样，都被时代的声音所淹没。姚斯说：“一部文学作品在它发表的历史时刻以何种方式适应、超越、辜负或校正读者的期待，显然为确定它的美学价值提供了一种标准。”显然，这一时期的《围城》，辜负了读者的期待，它的美学价值便受到了否定。 进入80年代，国内掀起了一股《围城》热，许多评论家和读者对《围城》抱着浓厚的兴趣，以致出现“钱鍾书现象”。这是产生的评论是仁者见仁。有人说《围城》是一部《新儒林外史》，因为里面尽是些对知识分子灵魂的剖析；有人说《围城》是秉承西方16世纪以来流行的流浪汉小说，因为主人公方鸿渐总是处在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艰难境遇；有人说《围城》颇似目前在国外流行的智性小说，里面随处可遇文化的密码，这种小说随着读者知识的不断丰富，它的隐藏在迷雾后面的丰富性也就会向你敞开。杨绛女士解释《围城》的主题为：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评论虽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肯定了钱鍾书的《围城》。从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看，在接受方式上，姚斯区分为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姚斯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被理解和认识的过程，由于各种原因，如政治、经济、文化风尚、审美欲求，限制了一个时期的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