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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宋代诗人作家对杜甫诗歌的接受 摘要： 杜甫的诗歌作品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对后代产生的影响都是深远的，而杜诗的价值及杜甫在文坛地位的奠定可以说与后代文人学者的接受和阐释密切相关，唐宋尤其是宋人对杜诗的接受决定了后人的杜诗观，奠定了杜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且影响至今。本文试从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两个方面考量宋代诗人和作家对杜诗的接受。 蔡振念先生在《杜诗唐宋接受史》中认为所谓的接受史可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方式:一是普通读者的接受效果史，二是批评家的阐释史，三是诗人作家的影响史。宋代诗人作家可以说是杜诗接受的主体，正是他们在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对宋诗自觉的接受，奠定了杜诗在诗歌史上不朽的地位。 对于杜诗的推重其实在中唐时期已经彰显，安史之乱后国家的危机和民生的艰难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文学接受的风尚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白居易和元稹倡导的的新乐府运动，中心内容就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杜诗具有明显的民生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正是中唐文人自觉寻找的内容，所以杜诗得以充分的被接受，杜甫在文坛的地位甚至有超越李白的趋势，尤其元稹在《杜工部墓系铭序》中说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更是赋予杜甫至高无上的地位。晚唐李商隐推崇杜甫， “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其作品无论是古体还是近体诗都深得杜诗精髓，王安石曾评价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中晚唐时人们对杜甫的推崇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五代冯贽《云仙杂记》记载“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矣。’”这虽是传说，但足以说明中晚唐人们对杜诗的敬仰心态。 到宋代以后，杜甫的地位更是日见崇高，不可动摇。但宋初时杜诗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宋初诗坛出现的白体、西崑和晚唐三家诗派，分别效法白居易、李商隐和贾岛、姚合。白体诗人徐铉、李昉等多唱和之作，其中值得称道的当属王禹偁，王禹偁初学白居易，早年也写过闲适的唱和诗，但他更注重白居易的讽喻诗，深刻的自省意识使他从学白转而以杜甫为典范。他称赞杜甫“子美集开诗世界”，并因作诗偶与杜诗句相合而欣然自喜，写下“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的诗句，（《蔡宽夫诗话》），对杜诗艺术境界的借鉴导致了对浅俗平易的白体诗风的超越，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西崑体是宋初诗坛声势最盛的一派，其代表诗人杨亿等最推崇李商隐，师法义山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诗歌形式上都有意使用李商隐最为擅长的七律。他们不喜杜诗，甚至鄙视杜甫，刘攽《中山诗话》里说“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但实际上西崑体的某些方面却有偏向杜诗特点的意味，比如对七律的重视磨砺，另外西崑体的一些诗人还被认为诗风近杜诗，比如王禹偁在《小畜集》卷十八《荐丁谓与薛太保书》就曾说丁谓，“其诗类杜甫”，丁谓即参与西崑酬唱之诗人。 宋初时活跃的诗人文士大多是由五代入宋的官僚世胄，他们在社会关怀方面有明显欠缺，这样的文化氛围也不利于杜诗的传播，宋人真正赋予杜甫高度评价是在景佑、庆历之后，也就是被视为与唐诗不同的宋诗风格正式形成确立的时期。《蔡宽夫诗话》说：“景佑、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为抗。文章隐显，固自有时哉。”从庆历到元祐初的三十余年正是崇尚古文和推崇杜诗成为社会风尚的时期，也正是宋诗的代表人物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先后活跃的时期。 一般认为，宋代诗风的演变始于欧阳修，宋人说“嘉佑以来，欧阳公称太白为绝唱，王文公称少陵为高作，而诗格大变。”郭绍虞在《沧浪诗话校注》里也说“宋诗之变，始于欧阳修”，这个时期对杜诗的评价也开始有了较大变化，宋人刘攽和陈师道都说过欧阳修不怎么喜欢杜甫而更推重李白、韩愈，段炳昌《从对杜甫的评价看宋诗诗风的演变》一文中说实际上欧阳修很多地方都表示出对杜诗是十分推崇的，他说过“昔时李杜争横行，麒麟凤凰世所惊”“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他不仅欣赏杜诗，还在实践中加以模仿，《雪浪斋日记》指出，欧阳修“‘晚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岂不似少陵”明代杨慎也认为欧阳修的《梦中作》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他曾作《杜甫画像》，对杜甫极尽赞颂之能事，先赞其诗“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　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