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制定历史：民法典,拿破仑的？(让.路易.安贝翰).docVIP

民法典的制定历史：民法典，拿破仑的？ 让?路易?安贝翰 上传时间:2004-4-30 [摘要] 如果说关于波拿巴对于民法典哪些条文的通过具有个人影响的争论今天已经显得有些过时的话，历史性反思则继续关注于法典化和拿破仑体制之间的联系。民法典的相当部分内容实际上已经为大革命时期中的一些草案和辩论所确定：波拿巴只是经历—而不是创造了—自1794年热月政变之后法律的一些变化。虽然不能说法典化的社会背景与拿破仑的意识形态和宣传鼓动没有关联，但是民法典并不能由此就在名义和在归属上简约为拿破仑的法典。 [关键词] 民法典 拿破仑 历史地位 民法典制定后，由于贵族长子世袭财产制[1]的引入等变化，它由此有了第二个版本；1807年9月3日的法令在对法典进行修订时，将共和国12年风月30日（公元1804年3月21日）制定的“全体法国国民的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ais）”正式更名为“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比戈?德?普雷亚梅纽（Bigot de Préameneu，民法典四位起草人之一—译者注）在介绍这道法令时说，法典的更名是因为“真理向催生民法典这部伟大作品的诞生应该归功的人、向对于法典的整体结构及主要内容留下了其不可磨灭的、富有预见性和创造性天才的人致敬”[2]。皇帝，不容置疑，对这个法令的这个决定十分重视。在圣?厄勒拿岛流放期间，他还说：“我真正的荣誉，并不在于打赢了40场战役：滑铁卢将这些胜利全都抹煞了。真正无法抹煞并永垂不朽的，是我的民法典”[3]。作为对拿破仑将民法典归于自己名下的回应，雕塑家西马尔（Simart）在七月王朝时期完成了一幅浮雕，他在荣军院里的拿破仑墓旁雕塑了民法典，并铭刻了拿破仑的名言：“我唯一的、因其简明性而给法国带来了、比此前一切法律都要多的益处的法典”[4]。直至今日—其间包括马克思、20世纪初的女权主义者和最近的漫画家们—都将民法典与拿破仑的名字相联系[5]。对于法律史学家来说，乍看上去，这种现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也常常说查士丁尼法典，或者列奥波德法典，甚至对于尚处于草案阶段的法案，我们也以诸如普鲁士菲特烈大帝法典或者奥地利泰勒莎法典之类的名称来称呼。在很长时期内，法典化一直被视作主权者的行动。以统治者个人来命名法典，这不仅是为了表彰在其治下完成了法典化成就的君王—这一原则可以简化为一句拉丁谚语“谁统治下通过的，就视为谁的作品（cujus regnum, ejus opus）”，而且这也是承认这些君王们在法典化事业中的贡献。如果我们承认查士丁尼在其统治时代最为著名的法律编纂中扮演了首要角色的话，就应当同样承认拿破仑在法国民法的法典化事业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在数十年尤其是在19世纪前半叶，历史文献学对于拿破仑在民法典的立法准备过程中所起的个人作用十分感兴趣[6]。许多见证人的回忆录以及随后Fenet和Locré的汇编，都证实：第一执政曾经主持了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7]讨论民法典草案的全部107次会议中的55次，他在会议中并且多次发言；学者们从这个事实出发，试图评估拿破仑采取的立场对于民法典的编纂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主要的问题是关于离婚和收养，未来的法国皇帝在这些方面具有其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他实际上使自己同时成为了法官和当事人。然而，这样的研究方式今天看起来是显然陈腐了，我们现在对于决定离婚和收养问题的规范选择的那些主导性力量和多种因素更感兴趣；我们知道：事实上，拿破仑一个人不可能强加这些规范。虽然最近一个德国研究组织全面恢复了对第一执政个人立场的研究工作[8]，法律史学者们的兴趣却不在于此。在我们看来，这个有限的研究领域其实没有多少东西：不容置疑的是拿破仑本人并非是民法典的作者；他也不是表决通过了组成民法典的36个法律的立法者：从实证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其实是立法会议（Corps législatif）[9]创制了这些规范。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哑巴会议”当时毫无选择，它对于政府提出并拥有专属权利、并由拿破仑包办一切的这些法律都无权进行修改：波拿巴在共和国10年“清洗”了议会，以避免再出现类似于民法典序编草案被拒绝这样的不愉快插曲。波拿巴也不是民法典的条文的起草者。法典化—除了象瑞士胡贝尔教授那样特殊例子以外—应是一个集体事业；而且，尽管政治家们会就此发表许多讲话，在其本质上，它仍是法学家们的工作。并不是拿破仑创作了民法典第544条、第1134条或者第1382条！最后，如同所有的法律一样，民法典也有一个所谓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立法者”，它并不能具化为一个单个的个人。让我们重新阅读马克思在1849年的论断：“我手头的就是拿破仑法典。根本不是由它产生了资产阶级社会，而应该是产生于18世纪并在19世纪得到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在法典之中找到了其法